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丛刊.第2辑_张晓希_9787511724243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丛刊》由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主编，该书为此系列书之二，设有“东亚汉学”、“理论探索”、“比较研究”、“域外视点”、“译学评论”、“青年论坛”、“学术动态”、“新书评介”等栏目，旨在从不同角度对比较文学及其相关理论进行探索与争鸣；拓展比较文学的理论范畴，对不同文化的文学现象（思潮流派、作家作品、文类风格等）进行深入、有意义的比较；译介国外有关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展现青年学者、硕、博研究生的比较文学研究优秀成果；报道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活动和事件；评论介绍学界新近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著作，进一步推进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身份的思考

　　什么是中国当代文学？与这一问题相联系的就是，什么样的作家可以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家”？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对于这一概念加以标识？是国籍、种族、地域、语言还是作家本身的自我文化认同？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播过程中，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正面回答。如果说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文学传播问题，这些问题似乎还不是很迫切。由于政治原因，使得国家、政治和作者的自我意识牢牢地绑定在一起。从60年代，尤其文革结束以来，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与台湾关系的改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化。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善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文化、资源和人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得“中国性”(Chineseness)这一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当代中国文学的边界变得模糊。这种边界的模糊性会在研究当中直接导致在传播研究中一些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被忽略。这一问题已经受到了一些东西方学者的关注，在其研究过程中都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标准。例如，在文化传播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译介研究，就是建立在超越国界和国籍之上的语言的基础之上。金介甫就指出“文学评论家除了构想从新加坡到纽约、爱荷华的华文圈(整体意义上的‘文化中国’)外,还开始构想以北京、台北、香港(‘大中华’)为代表的华语文学大‘共同体’以创作语言作为判断标准，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标准越来越体现出了其局限性。”最明显的情况就是，译介学研究将用英语创作中国题材小说的作家排除在中国小说之外，而这些作家的作品在目的语国家中的影响往往超越翻译作品。有趣的是，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这类作家开始使用双语发表作品，有时甚至同时充当原语作家，目的语作家和译者三重角色，同时在东西方两个文化圈内产生影响，这种频繁的身份切换令我们很难界定他们的身份。

　　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是否应该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将译介研究和原/双语创作者统一在一个更大的概念之下呢？基于这种考虑，笔者试着提出以小说内容当中体现出的文化认同作为判定当代中国小说的标准。笔者提出三个逐步递进的标准来界定中国文学作品：第一，作品是否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文化观念作为小说主要内容(当然，小说未必对于传统文化持认同态度)。第二，作品是否直接涉及当代中国或者中国文化圈中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第三，作品的核心价值观是否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以及全球化条件下的变迁。符合这三个标准当中的一个即可认定为当代中国小说，而随着对于标准的契合度的增高，小说的中国性也随之增强。这一评价系统的优点在于放弃了国界、种族、语言等一系列随着全球化而变得越来越难于认定的标准，主要着眼于小说是否旨在揭示中国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的意义，内涵与价值观念。在这样一个标准之下，本文根据在美国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讨论三个最重要文化源头，即大陆小说、台湾小说和在美族裔小说的传播和影响力。受到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体裁，戏剧和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由于影响远远小于小说，而且其传播特征与方式和小说近似，因此不在本文的所讨论之列。

　　中国大陆文学：从封闭走向开放

　　自60年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隔绝，使后者很难得到中国本土文学发展的最新消息。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小说的翻译主要由中国官方进行。从50年代末开始，外文出版社将一批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中长篇小说译成英文。中国国内的《中国文学》杂志将一批文革时期作品翻译后，经外文出版社结集后出版，向海外发布。这一时期，大陆文学在西方学界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很多学者仅仅是作为“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学文献来阅读。”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变化，中国当代小说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批新的作品产生，激发了东西方共同翻译的热情。《中国文学》在1981年推出了《熊猫丛书》。到2001年“熊猫丛书”停刊之时共“出版190 多种，介绍作家、艺术家2000 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 篇。” 在一批资深翻译家，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沙博理等人的认真工作下，一方面重新翻译了一批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的作家的作品，如巴金，沈从文，老舍和萧红，也向世界介绍了一批中国的中年作家，如高晓声、茹志娟、陆文夫。并也让一批当时的新生代作家，如古华，铁凝，冯骥才等人被西方所了解。80年代的“熊猫丛书”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关注，“熊猫丛书”成为西方学者了解中国文学的途径之一。

　　与此同时，西方翻译家也开始自主翻译中国文学。一方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翻译中国解放以前的一些著名文学作品，从70年代以来，陆续翻译了包括老舍、鲁迅、萧红、钱钟书等人的一些代表作品。

　　在进行这种“补课式”的翻译的同时，西方学者也开始自行选译中国“文革”后的作品，与“熊猫丛书”所选择的题材相比，80年代初西方学者似乎更关心与中国现实更加贴近的文学作品，选题也更为犀利而富于时效性。例如，刘心武和卢新华分别在1977到1978年先后完成了《班主任》和《伤痕》两部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作品，仅仅一年后，就被收录在西方学者白哲明和李孟平出版的《伤痕：文革的新小说》当中。另一方面，一些“文革”后的优秀作品，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茹志娟的《儿女情》等等，都被东西方学者同时选入翻译出版的目录。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杂志《译丛》成为了夹在“熊猫”和西方学者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与熊猫和西方学者更加关注现实主义题材相比，《译丛》在照顾传统的同时，也很重视中国文学在80年代所产生的变化。一批受到西方先锋派的年轻作者，如马原，残雪，高行健等人，最早是经由《译丛》的翻译而走进西方读者视野的。

　　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也越发世界化。这一时期，经由西方翻译的中国作品基本反映出了中国大陆文坛的创作格局。首先，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的作品仍然是西方关注的重点，被称为解冻期文学(thaw literature)。随着社会空气不断地变得宽松，一批以“文化革命”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包括一些老作家的回忆录和根据文革史实创作的小说，被介绍进入西方世界。较有影响的作者包括巴金，杨绛，王蒙，蒋子龙，王安忆，张洁，张贤亮等人。这些作家在80年代的主要作品，包括《随想录》、《干校六记》、《乔厂长上任记》、《小鲍庄》、《爱是不能忘记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等，都被及时地翻译到了西方。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中国文坛上出现的“寻根热”开始在西方逐渐产生了其影响。尤其是随着一批“寻根派”小说被中国的“第五代导演”改编成为电影在一些欧洲电影节上产生了轰动效应，西方世界在惊讶于电影中展现出中国社会那种独特的异域美学之余，也开始对于原著产生了好奇心。在这样一种力量的推动下，一批“寻根小说”中的佳作经西方翻译家译介而进入了西方世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城的《棋王》和《孩子王》，莫言的《红高粱》和《天堂蒜苔之歌》以及苏童的《妻妾成群》。在一批著名的西方翻译家，像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和杜迈克(Michael Duke)等人的翻译之下，原文内容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与“寻根派小说”相映成趣的，是对于中国大陆一批先锋派小说家的译介。改革开放使中国作家见识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于是在80年代，中国小说现代化成为了另一重要潮流，一大批年轻的小说家开始有意识地将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段，包括表现主义，意识流和存在主义等等，运用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这股潮流也被西方的小说译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批新锐作家，包括余华、格非、马原、孙甘露、残雪、刘索拉等等，其作品被广泛介绍到的西方。先锋派作品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包括《往事与刑罚》、《天堂里的对话》、《苍老的浮云》、《混沌加哩格楞》等等。

　　在这三大重要类型之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对于“痞子文学”的译介。八九十年代“痞子文化”是北京文坛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通过描述一些北京都市青年普遍存在的失落、颓废与玩世不恭的心态，影射出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落和毛泽东偶像崇拜的解除中国存在的信仰危机。这种状态与西方“垮掉的一代”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契合，因此也促成了“痞子文学”进入西方的文化视野。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93年由葛浩文翻译的刘恒的《黑的雪》，此外，作为“痞子文学”的重要代言人，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被选入了由白哲明、贾佩琳选编的《新鬼旧梦录》当中。此后，《千万别把我当人》在美国出版发行。

　　在一些著名作家的主要作品的单行本在美国出版的同时，他们的一些中短篇作品也出现在一些美国出版的中国文学选集当中。加拿大学者梁丽芳列出了从70年代末开始到90年代初她见到过的中文学选集，共有十五种之多。根据这些选集当中所开具的作家和作品名录，她做出了以下评价：“一类是包罗型,抽选得有点杂乱,似乎没有一定的标准,选编者有时兼译者，根据自己的兴趣,企图包括多方面的社会题材。另一类是以专题为主,选的范围比较窄,例如关于女性的小说和关于农民的小说等。”在笔者看来，这些选集所选作家可以说代表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家的中坚力量，不同选集间出现选择同一作家乃至同一作品的频率较高。比如，在这十五本选集中，王蒙出现了五次，谌容出现了五次，张弦和张洁都出现了三次，一些在中国大陆引起强烈反响的优秀作品，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是不能忘记》、《人到中年》这样的作品都出现在不同的选集当中。这既可以视为选集编者在一定程度认同中国文学的评价标准，也从侧面见证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内容较为贫乏，创作者较少，观念较为单一的现实。除去梁丽芳教授列出的选集以外，还有若干文集也反映中国八九十年代作家的创作情况。有趣的是，虽然这些单行本从总体上反映了中美学界较为一致的文学价值观，但并不妨碍两国学者之间对于某些作家评价上的差异。以王晓波为例，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作家之一，美国社会对其反应始终平平，远远比不上对莫言，余华等作家的接受程度。与此相反，一些在国内知名度较低的作家作品，在西方却获得了本土所没有的影响力。例如李锐，他写的《旧址》在大陆并没有取得很大的影响，但在美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这些主要针对大陆作家的选集出版的同时，大陆作家的著名作品也逐渐进入了由翻译家和美国大学内主讲中国文学的学者主编的文学选集之内，和一系列来自香港，台湾以及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并列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文选要算刘绍铭( Joseph SMLau)和葛浩文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文集》，该文集主要涉及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学，从大中华的概念上选取了台湾、香港以及大陆的优秀作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部文集没有选择一篇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作品，而是集中于大陆80年代以后的作品，表现出编者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性。这一文集的出版可以视为反映了“文革”后大陆文学发展的脉络并奠定了西方后毛泽东时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文学体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的趋势。一方面，很多在80年代已经开始在西方产生影响的中国大陆作家继续扩展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莫言，王安忆，余华，苏童等作家的大部分作品都被介绍到了西方世界。此外，一批新兴起的严肃文学作家，如阎连科、毕飞宇、叶兆言、韩少功、陈染等人的作品也加入到了传播的行列。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来临，文学写作也逐渐推向市场，写作也逐渐由一项严肃的艺术事业逐渐转向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中国小说的品种也日趋丰富，一些商业化的类型小说，例如传奇类、悬疑类、恐怖类、神话类、都市情感类小说也渐渐出现。这类小说到目前为止译介情况并不多，仅有个别作品被翻译到西方，如姜戎的《狼图腾》和徐晓斌的《羽蛇》和《敦煌遗梦》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与西方发展较为充分的商业小说相比，中国的类型小说的水平相对较低，二是很多文学作品涉及较为复杂的中国历史背景，美国读者不熟悉，因此接受起来比较困难。三是绝大多数英文译者均为西方高等学府教师，侧重于艺术类文学作品翻译，不屑于翻译商业小说。此外，另一个被忽视和低估的人群是一批的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年轻作家。虽然韩寒、春树、郭敬明等人已经被西方媒体广泛报道，

　　以韩寒为例，在2010年同时登上美国的《时代》(Time)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百人榜和英国的《新政治》(New Statesman)杂志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人五十人榜。同时作为“中国叛逆博主”受到CNN的采访。但其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刚刚开始。到目前为止，韩寒在美国市场上以英文出版的作品仅《这个时代》(This Generation)一本，收录韩寒在2006年以来的杂文与博客，而其他出生于“文革”后的作家还未见翻译。

　　这可能与来自文化、译者选择和出版市场前景的因素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以母语创作的大陆作家，经由译者传播到美国之外，一些在90年代由离开中国大陆，奔赴西方世界的离散中国作家(Diaspora writers)，成为中国文学在美国传播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原因，这批中国作家与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作家在世界观和生活背景方面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不能按照地域划分在一起。从文化的归属性来说，这些人早期生活在中国大陆并接受教育，所以更加接近于大陆作者。这一批作家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职业作家，以写作为生，主要包括高行健、虹影、严歌苓、程抱一、马健、裘小龙等人，二是住校作家，这类作者以西方大学为依托，从事教学的同时进行创作。主要包括哈金和李翊云等人。离散作家人数虽然不多，但大多数有着扎实的创作基础和清晰的创作理念，熟悉两种文化以及目的语读者，再加上使用英语创作，因此对于塑造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的形象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离散中国作家虽然在经验阅历方面与大陆作家比较接近，但在世界观上差距很大。他们虽然认同中国文化，但对于缺乏大陆作家对于国民身份的认同感。离散作家往往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例如，哈金在《作为移民的作家》中将这种身份的转换写得非常明确，最开始的时候，他将自己视为“一名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代表所有被压迫的中国人。”随着创作的进行，他在“几个场合都发表声明，停止书写当代中国。”当被问及原因时，他指出，“是一种否认自己过去将自己想象为代言人身份的方式。”基于他们的身份，离散作家笔下的中国与大陆本土作家所展示出的完全不同。一方面，离散主义作家往往将政权与人性、集体与个体、政治与自由之间强烈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作为创作的主体。例如，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就以倒叙的手法，强烈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中对于人的自由、爱情和性的压抑。而哈金的《等待》则惟妙惟肖地描述了一个中国军官因为迟迟不能和已经没有爱情的妻子离婚而不能追求幸福的困境。另一方面，离散作家又需要将中国作为他们不可或缺灵感的来源，作为一群去国者，中国更多的作为一个诱发回忆和激发想象的空间而存在，中国历史，政治事件、文化习俗和人际关系都成为他们作品当中想象的策源地。例如严歌苓的《小姨多鹤》和《金陵十三钗》就都是建立在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史的想象之中的进行的。从一定程度上说，离散作家对于中国的异化描述既是由他们独特的文化身份决定的，也是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对于被迫害者身份的描述和对于中国的奇观化(往往是性欲化)从客观上迎合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在意识形态、文化和审美方面的预期，因此往往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从传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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