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搜集详尽、全面，精心设计，精装打造，出版规模为历次*大。
2、包括首次整理出版的各种珍贵手稿，如日记、书信、散佚片断文章等，全面展现了这位四川老作家的创作历程和风格面貌，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学史研究价值。
我的传略
沙汀
我生于一九○四年农历冬月十三，原名杨朝熙。四川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改名杨子青。沙汀是我一九三二年出版短篇集《法律外的航线》（后改名《航线》)用的笔名。我还用尹光这个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过一个短篇，并出版过一本名叫《孕》的短篇集。
我父亲是前清的廪生。祖父经历不详，只听说书法方面小有名气。我五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留下约五十亩田产，一座院子。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叔伯们为家产问题把母亲纠缠得很苦。对于县城和县属一些场镇的社会生活，印象也深。因为少小时候，我曾经常跟随我舅父坐茶馆和四处做客，接触过各色各样人物。我只有一个长兄，曾经在地方部队上干过事，早死了。
省师毕业后，我曾经到过北京，准备投考北大。因为听说鲁迅先生已去南方，考期又错过了，遂于当年初冬返回四川。其时北伐军已占领武汉，时间是一九二六年。次年春夏之交，我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一九二八年初夏，领导我工作的成都地方共青团的负责人周尚明和其他几位同志在敌人屠刀下牺牲了，白色恐怖日益猖獗，我于一九二九年春，前去上海。因为碰见一些流亡上海的四川同志杨伯恺、任白戈等，后来共同集资组织过一个出版社，叫辛垦书店。一九三○年，偶与阔别多年的同班同学汤道耕即艾芜相遇，于是拉他住在一起，共同研究小说创作。因为企图较好地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以期有助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又感到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未见能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写信向鲁迅先生请教。鲁迅先生的回信，就是那封题名《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这封信给了我们很大鼓舞。《航线》出版后并曾受到茅盾同志的评介，对我的帮助也令人难忘。
我是一九三二年离开辛垦书店后参加左联的，并于一九三六年入党。一九三三年曾一度做过左联常委会的秘书。当时的常委有鲁迅、茅盾和周扬诸位。这年秋天，因为反动派大肆逮捕革命同志，我奉命由越界筑路地段转移到旧法租界，因而改任小说散文组组长。前后分别参加过这个组的同志有好几位。最早的是杨刚，叶紫、杨潮（又名羊枣)和杨骚参加的时间较后，都先后逝世了。杨潮是抗战时期在福建永安被蒋匪帮杀害的。欧阳山和草明同我一道工作的时间最久。尽管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我是赞成国防文学，他们赞同的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但是我们照旧时有往来，关系一直都好。
八一三爆发后，我回到成都，一面在协进中学教书，一面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做些文学界的统战工作。当地的李劼人和由北方转移到四川的陈翔鹤、何其芳、卞之琳同志等，都是我在那时候结识的。同时也为车耀先所编《大声》写过稿，并一道做过一两次街头宣传，以及其他社会活动。及至一九三八年将近暑假，看了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后，我感觉在成都待不下去了，在得到组织批准后，决定同我爱人一道到延安去，到八路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
在得知我将去延安、去前线的消息后，何其芳、卞之琳跑来找我，表示他们也不想在所谓大后方待下去了，强烈要求和我采取一致行动。在我向当地党组织请示后，我们很快就一同去了延安，把我留下的工作，包括我在协进中学教的课程全都留给了陈翔鹤。一到延安，我们都要求看望一次毛泽东同志。在周扬同志的安排下，我们的伟大领袖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并对我们到前线去的要求给以莫大鼓励。此后的经过，我在去年《人民文学》发表的一篇悼念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中谈得较详，这里不多写了。
解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九五○年上半年我在成都川西区文联做负责工作，下半年西南局又调我到重庆筹备成立西南文联的工作，后来任西南文联副主任。一九五二年冬奉命同马烽去东德访问。回国后，又奉调来北京任作协总会新成立的创委会副主任，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一九五五年，组织批准了我的请求，回四川搞创作。但是，由于四川省文联成立时，我已被选为主任，回到四川后仍然没有摆脱行政组织工作。从一九五○年到一九六六年，我只写了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主要是自己没有认真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事，尽管行政组织工作对搞创作也有一定妨碍。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锻炼，当然也受到一些四人帮的折磨。特别经过三次抄家，我历年收集的创作素材，包括一九三八年夏在晋西北冀中前线所作笔记、日记，几乎失散殆尽。而且，将近十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一九七六年冬获得解放后，我在《四川文艺》编辑部过组织生活，但未担负任何工作。一九七七年秋写了一个中篇，叫《青坡》。一九七八年二月，省委宣传部任命我做一个筹备恢复四川文联和各协会的领导小组成员，随又奉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工作。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发表东西，直到八一三后离开上海，我出版了《航线》《土饼》《苦难》和《祖父的故事》四个短篇集。前三个集子作为巴金同志主编的《文学丛刊》，均先后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后一本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因纸型毁于日本帝国主义八一三事变时的狂轰滥炸，实际并未出书。此书是郑振铎同志所编一套创作丛刊之一。
从八一三到一九四九年冬四川解放，我先后写了和出版了以下一些散文和长篇、短篇小说。
《记贺龙》，初版本叫《随军散记》。《敌后琐记》，共包含散文十二篇，从各个方面报道了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社会变革的新面貌，发表时曾遭到反动派的删削，而由于四人帮肆虐，连存稿也散失了!幸而经过一位热心肠的同志费时数月，已经帮我查出八篇，并已编入《涓埃集》中。为了反映有关敌后的生活斗争，我还写过一个中篇小说《闯关》。这本东西的出版周折较多，甚至连原稿也被检察机关扣留了，后来由出版单位通过请客送礼，才将原稿取回，并改名《奇异的旅程》，在一家小书店出版。
一九三九年冬从延安返回四川以后，我曾在重庆工作过一年多，于皖南事变后疏散还乡，在县属雎水关生活了七八年，避居在山沟里从事创作。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大部分创作都是暴露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僚、地主如何假抗战之名压榨老百姓、迫害知识分子的。我的三个长篇《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是企图从三个方面来揭露反动派的罪行。《淘金记》是揭露地主阶级为发国难财彼此间的内讧；《困兽记》是揭露反动派对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小学教师的艰苦生活；《还乡记》是一九四四年我奉调去重庆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然后返回故乡隐蔽在秀水镇一家锅厂里写成的，主要取材于我在刘家沟写《困兽记》时那段生活经历。我相信，如不学习《讲话》，《还乡记》的思想内容可能更差。
在我蛰居故乡那些年中，我还写过一些短篇，出过两本短篇集：《堪察加小景》和《播种者》。此外还有好几篇当时没有编辑成册，如《医生》《酒后》《炮手》等篇，甚至未曾发表，因为它们是反映蒋政权崩溃前夕四川农村社会的现实生活斗争的。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沙汀短篇小说选》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祖父的故事》，大体已经将我解放前所写，而自觉尚可保留的短篇，都选入了，共四十篇以上，约占我所作短篇十分之六左右。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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