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札记》是黄侃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辞章学和中国文学史的讲义，对《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理论专著作了细致入微的深入剖析，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一般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即是以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并最终写成《文心雕龙札记》为标志的。
《文心雕龙札记》：
征圣此篇所谓宗师仲尼以重其言。纪氏谓为装点门面，不悟宣尼赞《易》、序《诗》、制作《春秋》，所以继往开来，唯文是赖。后之人将欲隆文术于既颓，简群言而取正，微孑L子复安归乎？且诸夏文辞之古，莫古于《帝典》，文辞之美，莫美于《易传》。一则经宣尼之刊著，一则为宣尼所自修。研论名理，则眇万物而为言；董正史文，则先百王以垂范，此乃九流之宗极，诸史之高曾，求之简编，明证如此。至于微言所寄，及门所传，贵文之辞，尤难悉数。详自古文章之名，所包至广，或以言治化，或以称政典，或以目学艺，或以表辞言，必若局促篇章，乃名文事，则圣言于此为隘，文术有所未宏。周监二代，郁郁乎文，此以文言治化也。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以文称政典也。余力学文，此以文目学艺也。文以足言，此以文表辞言也。论其经略，宏大如此，所以牢笼传记，亭毒百家，譬之溟渤之宽，众流所赴，玑衡之运，七政攸齐，征圣立言，固文章之上业也。近代唯阮君伯元知尊奉文言，以为万世文章之祖，犹不悟经、史、子、集一概皆名为文，无一不本于圣，徒欲援引孔父，以自宠光，求为隆高，先自减削，此固千虑之一失。然持校空言理气，臆论典礼，以为明道，实殊圣心者，贯i光而洞九泉，曾何足以语其高下也！
辞欲巧郑日：巧，谓顺而说也。孑L疏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之巧异。案此《诗》所谓“有伦有脊”者也。（《毛传》：伦，道也。脊，理也。）
或简言以达旨（四句）文术虽多，要不过繁简隐显而已，故彦和征举圣文，立四者以示例。
丧服举轻以包重黄注：所谓缌不祭，《曾子问》篇文。小功不税，《檀弓》篇文。郑注日：日月已过，乃闻丧而服日税，大功以上然，小功轻不服。（《丧服小记》注：税者，丧与服不相当之言。）
邠诗联章以积句《七月》一篇八章，章十一句，此《风》诗之最长者。
儒行缛说以繁辞据郑注，则《儒行》所举十有五儒，加以圣人之儒，为十六儒也。
昭晰孙君云：元本晰作哲，哲为哳之借，晰乃哳之讹。《说文》日部：昭哳，明也，《易》曰，明辩哲也。《释文》云：哲又作哲。后《正纬》、《明诗》、《总术》篇昭晰字，元本皆作哲。按彦和用经字多异于今本，如发挥作发辉是也。
四象彦和之意，盖与庄氏同，故日四象精义以曲隐。《正义》引庄氏日：四象，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
辞尚体要，费惟好异伪《古文尚书·毕命》篇：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梅氏传：辞以体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尚。
虽精义曲隐案自《易》称辨物正言，至正言共精义并用，乃承四象二语，以辩隐显之宜，恐人疑圣文明著，无宜有隐晦之言，故申辨之。盖正言者，求辨之正，而渊深之理，适使辨理坚强。体要者，制辞之成，而婉妙之文，益使辞致姱美。非独隐显不相妨碍，惟其能隐，所以为显也。然文章之事，固有宜隐而不宜显者，《易》理邃微，自不能如《诗》、《书》之明蓟，《春秋》简约，自不能如传记之周详，必令繁辞称说，乃与体制相乖。圣人为文，亦因其体而异，《易》非典要，故多陈几深之言，史本策书，故简立褒贬之法，必通此意，而后可与谈经；不然，视《易》为卜筮之度辞，谓《春秋》为断烂之朝报，惑经疑孔之弊，滋多于是矣。
衔华佩实此彦和《征圣》篇之本意。文章本之圣哲，而后世专尚华辞，则离本浸远，故彦和必以华实兼言。孔子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包咸注日：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者，文质相半之貌。审是，则文多者固孑L子所讥，鄙略更非圣人所许，奈之何后人欲去华辞而专崇朴陋哉？如舍人者，可谓得尚于中行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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