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明代书画家。曾居松江。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擅画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他的书法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他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正月十九日，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九月二十八日。万历十七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举进士，开始了他此后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与睢阳（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袁可立同科，后来成为挚友，在蓬莱阁上留下了著名的“睢阳袁可立题、云间董其昌书”的《观海市诗》碑刻。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诗》《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到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他在《画禅室随笔·评书法自叙答》里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学书经历:“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先是吾家仲子名传绪，与余同试于郡，郡守江西袁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矣。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碑，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专仿《黄庭经》及钟元常《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比，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人处，徒守格辙耳。以游嘉兴，得尽睹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官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评，譬如香岩和尚，一经洞山问倒，愿一生做粥饭僧，余亦愿焚笔研矣。然自此渐有小得，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翰墨小道，其难如是，况学道乎?”
“余性好书，而徽矜庄，鲜写至成篇者。虽无日不执笔，皆纵横断续、无伦次语耳。偶以册置案头，遂时为作各体，且多录古人雅致语。觉向来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书名，故书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书不苟且，亦不免为名使耳。”
“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徽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无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这一段夫子自道可以看出董其昌致力于书法的缘起，取法的多样，对书法的感悟，以及对自己艺术造诣的自负。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学习董其昌书法作用甚大。
《明史·文苑传》载：当时，董其昌书法集古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中无所不精，“名闻国外，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同、顺天米万锺、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然三人者不逮其昌甚远。”到了清代，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对董书倍加推崇喜爱。康熙皇帝甚至把董其昌的书法常列于座右，朝夕观赏，甚至还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皇帝的金口玉言大加推崇就使董书风靡一时，更使得追逐功名的士子以董书为在仕途上取得晋升的捷径。这种由于帝王的喜爱从而引起大规模学习热潮的现象对于董其昌书法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撇开帝王的偏爱不谈，客观地分析董其昌的书法，我们发现董书的艺术造诣可谓实至名归。他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他虽处于赵孟頫、文徵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而是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就技法而言，他的书法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几乎始终保持中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
本书所选例字就选自他的如下名作：
《杜甫醉歌行诗》，行书，绢本。横301厘米。昆仑堂美术馆所藏的董其昌此作正是董其昌平淡书风的代表之一。通篇挥洒自如，不拘一格，每一笔墨、每一体势乃至整个章法都是自然流泻出来，从平淡天趣中看到董氏书作的“绚烂之极”。
《白羽扇赋》，绫本，轴，纵136.5厘米，横60.2厘米。唐代名诗人及宰相张九龄，受朝中权臣排挤，因玄宗赐白羽扇，作赋以明志，即为《白羽扇赋》，含有明哲保身的涵义。董其昌这件作品写于七十八岁高龄，仍然不失一贯的秀逸畅快的节奏，令人觉得余韵无穷。
《邠风图诗卷》，纸本，墨迹。用笔清润精劲，含筋裹骨，表里莹润，疏淡耐看，风格独具而无一点尘俗之气，可谓董其昌的行草佳作。
《草书千字文》，绢本，通长15米，内文幅宽0.295米，长12.25米，书写之精妙，尺幅之硕大，为现存董其昌草书之大观。晚清书法大家翁同龢在手卷跋语中，作了极高评价：“董公此书，正如天女散花，神龙戏海，最后题字又谨严超秀，奇迹也！”
董其昌不仅精于书法创作，而且还对书法理论也钻研颇深，他的专著《画禅室随笔》中就将许多书法理论阐释地非常透彻，而且还多有自己研究后的真知灼见，对后世影响甚大。他这种理论与实践双修的做法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那就是书法要想写的出神入化，不仅要勤于练习，还要钻研理论，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相得益彰。董其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后世诸多莘莘学子若以此为楷模，遵照执行定会使自己的书法之花开得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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