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心的史诗：王阳明大传_安之忠;林锋_9787509013724

本书以王阳明龙场悟道作为切入点，全面展示了他从“悟道”到“体道”再到“证道”，创立“心学”的整个过程。王阳明的“心学”是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挫折、险难之后得来的。王阳明用自己的一生，不仅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这个古老的哲学命题，更开创了“人应该怎样活着”的崭新领域。他从年轻起孜孜求道，开悟以后，又用了毕生的精力传道，以一己之力，重新接续上了中国文化的几千年“道统”。

自? 序与王阳明“谈心” 凡去过贵州修文“阳明洞”的人，无不会发出一种感慨：在这么一个偏僻之地，在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小洞天”（王阳明给山洞起的名字），居然会产生那么辉耀千古的“心学”。很多人都知道王阳明悟道在贵州，然而他究竟藉何机缘而悟道？又确切无疑地悟了什么“道”？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能够在这样的蛮荒之地，在洞天野岭中逍遥自在，不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写下那么多的诗、文，并且结交朋友，收了那么多的学生，这样的人一定是一位智者，一位真正的悟道者。本书从王阳明被逐出北京开始写起，京师被杖、杭州逃生、别父入黔……，命运如惊涛骇浪，将他一下子抛到了最边缘之处。然而，正因为身处边缘，却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自由，生命的束缚一经挣脱，精彩随之而来。贵州是一个山地省，尤其以喀斯特地貌而闻名于世。在一个个数不清的地下洞穴中，每天的清晨与黄昏，清、浊两股气流，都在天地间作着交换，而置身其中的人，格外感觉强烈。王阳明一到这里，生命的灵性忽然被唤醒了，向外部世界探索的一切道路都被堵死，他转而向内探索，于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乐趣的世界，他越走越远…… 事实上，王阳明对“心”的体悟和发现，并不是第一人。在这之前，先贤圣哲已经有无数先行者。南宋哲学家陆九渊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吾心即宇宙”。强调直入本心，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是陆九渊的一大贡献，也为王阳明指明了方向。但王阳明的探索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陆九渊指明了方向，却没有指出一条现实中的道路。王阳明要将这条道路实实在在地“走出来”，就不能多番尝试：出佛入道，出道入佛，兼精儒学，其一生中，经历过三次大的变化，最后才归于正宗。王阳明的“功夫”，不尚空谈，而主张在事功上磨炼。因此，他又并不只是在学堂里空谈，更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去亲历亲行，即“知行合一”。与王阳明“谈心”，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圆满、自在欢乐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之所以有时会被我们忽略，会在这个尘世中感到困惑、伤感、挫折……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欲望，蒙蔽了心灵的光辉。要战胜这些欲望，就必须勤加修行，将自己的本心解放出来。而这并非流于言语，必须实行苦修。今天的世界，是一个欲望膨胀的世界。每个人都在承受着“得不到”与“将失去”的欲望煎熬。我们要这个，要那个，不知不觉，每个人都滑向欲望的“奴隶”。只有拂去尘埃，擦亮明镜，我们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才知道“人”是什么。与王阳明“谈心”，你会发现，原来一切的圣贤、哲人，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人人皆是圣贤”，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能战胜自己的欲望，哪怕只战胜一个微不足道的欲望，就离“圣贤”近了一步。和今天的大多年轻人开口闭口“我要成为亿万富豪”，和上百万人去争着考公务员不同，王阳明在当时的社会大势中，选择了逆流而上，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不肯妥协，始终坚持自己从小定下的“成圣成贤”的梦想。这不能不令今天很多人较之惭愧。人贵有志，然而志有大小之分，有高尚与卑下之分，希望更多的人立大志，立高志，像王阳明一样，去追求一个光辉灿烂的理想，为自己的生命赋予一个五彩缤纷的意义。与王阳明“谈心”，你还会发现，一个人能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只在于你内心的改变。正如我们今天常听到的一句话：“如果不能改变世界，那就改变你自己。”一切的变化，其实都从我们内心最细微的变化开始。我们很多年轻人，习惯于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如果读了王阳明，相信你将会懂得：命运就攥在自己手里，只有你才是“主人翁”，才能决定你将拥有一个怎样的人生！王阳明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他是一个成道者，他走过的道路，也是无数圣贤走过的道路。他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五百多年，可他的思想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明史》评价他：“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他的同乡、后辈黄宗羲称他“可谓震霆启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也”。开一代史学、文学新风的张岱称：“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后来的学者也说：“阳明先生以道德之事功，为三百年一人。”“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在日本，王阳明同样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日本现代海军之父的东乡平八郎，在随身携带的一颗印章上刻着七个字：“一生低首拜阳明”。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王阳明令人赞许，但他却一定不希望我们这些后来人对他“顶礼膜拜”，毕竟，他已经用自己的全部人生实践，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和他一样，勇于去聆听内心的声音，并在现实世界中奋力开拓，时时进取，那么，我们就会和他一样成为一个顶天立地、大写的“人”！

第一章劫后余生王阳明并不是真的醉了，但“醉”却是他这些天进入贵州境内以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感觉。斯时斯地，斯情斯景，没有人会不被这浓烈而甘醇的翠绿之酒，这天地山川的自然美酒所灌“醉”。时节正是初春。入眼所至，到处是一丛一丛的绿，一片一片的绿，向远处望去，一座座的小山，宛如辽阔海洋中星星点点的浪头，千绿万绿，交织在一起，汇集成荡漾万顷的碧波绿海。万绿丛中，缠绵轻柔的风儿无声无息地吹开着花朵：大朵大朵的鲜艳花朵，尽情绽露生命的芳姿，初吐芳华，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更没有人们看惯了的羞涩和娇弱。一切都袒露无遗，以真本色示人。蜂来蝶往，也都那么自然而然。山坡上是野性而纯真的山花，山谷里是汩汩流淌的河水。那水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山泉里流出来，不是人们习惯了意义上的河水，居然都是蓝的。仿佛有高妙的画家不小心在山中作画，将蓝色的颜料倾入了水中。于是一条条的河水变成了蓝色的玉带，沿着山涧，蜿蜒伸向远方。骑马行走，在那样的年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在这里，骑马反而成为最不协调的一件事情。最好的行走方式是在一条小船上，或者就在一排随便捆扎起来的竹排上。一个身着当地多彩服装的土人，在前面给你慢悠悠地撑着竹篙。人在画中走，船在水中游。而单单是寂寞地行走，同样也不能尽兴。总有一些说不出来的意象在眼前闪动，这时候，从心底，就会有某个旋律在跳动，有时候就会从喉咙中直冲出来。于是，可能是一连串的“吆喝”，也可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通常这声音会在对岸传来回响，而更多的则是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歌声。那歌声是从河中的小船上，从岸边的竹林里，从山坡上的茶园中传出来的，含意不详，但都一样地优美动听。几千年来，几百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就是这样生活着。他们从来不知道外面有怎样一个世界，也不想知道。他们当然也不介意自己平静的生活被外人打扰。只不过所有的打扰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复归宁静。像王阳明这样外地来的人，他们虽然见得不多，不过他们并不会过多地去问他外面的情况。他们也只有在被问起的时候，才说一些当地的事情。可惜语言半通不通，交流也就失去了意义。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当地人默默地划着船，偶尔喊上几嗓子。王阳明等人则或倚或躺，默默地想着各自的心事。 “北京那边，现在怎么样呢？”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这么如诗如画的景色，王阳明的思绪却飘到了遥远的北方…… 他们是去年的这个时节从北京离开的。那时候，北京正是黄沙漫天，又冷又硬的风如鞭子一样抽过来，无数细小的沙粒撞击在人的脸上，连唇齿间也灌满了，整个天空都是一片迷蒙的黄色。走在路上、外面固然不消说，就是躲在家里，那沙土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案上、地上很快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如果赶上肆虐的年月，一夜的狂风刮下来，早晨醒来掀开被子，简直发现自己要被埋在黄沙下面。这就是北京的春天，令人烦恼而无奈的春天。虽然王阳明从十一岁开始，就跟随父亲入京，在那里长到十七岁；后来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十年间又有七八年之久淹留北京，应该说对于北京的生活很熟悉了。但是，北方这种要命的天气和北京所独有的春季风沙，却还是令他难以适应。而更令王阳明难以适应的，是北京那种天子脚下的官场浊气和大明王朝至于今日的沉沉暮气。北京以其在中国地理环境中的要害位置，自建城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自辽、金以来，北京始终被从北方崛起的少数民族作为南控中原、以争天下的屏障。至于到了蒙古人手里，北京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经过忽必烈时期无数聪明智慧之士的建筑施工，一跃而成为名震天下的大都。后来元朝覆灭，朱元璋崛起，有意鄙视夷族而选择了建都金陵，但他的儿子朱棣立即就意识到，这在战略上是行不通的。不久，朱棣就重新选择北京，并且再次对北京进行了扩建和重修，从此北京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就确立下来，延续至今。一座城市自有一座城市的性格，经过辽、金、元三个朝代的更替，北京无形中已经被铸造出了一种奇怪的性格：一方面是极度的自我膨胀，因为这里是天子驻地，在这里的人们存在便似乎只有一个理由：为皇帝的存在而存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形形色色的人们差不多都是为皇帝提供服务的。他们为自己能够和至高无上的皇帝有这么近的亲密距离而沾沾自喜，即使走在大街上一个不起眼的挑夫，一个引车卖浆的小贩，一个赶车的把式，都可以讲出一段皇亲国戚的趣闻轶事，令从外面来到这个城市的人们肃然起敬，而北京人则从这里面获得了某种满足感，那种优越是写在脸上、目光里，洋溢在言语之间的；但另一方面，因为长期的做奴才，做顺民，他们在得意和炫耀自余，也常常本能地流露出那种虚张声势的空虚。除了可以满足口舌之欲的所谓谈资，他们其实又并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实际上的好处。但以生活水平而论，北京的百姓并不比江南的百姓富庶，甚至大部分过着仅能满足温饱的惨淡日子。而更令他们觉得自惭形秽的，就是他们在文化水平上远远低于那些从南方来的读书人。每到大考之年，看着大街小巷上熙熙攘攘走动的江南士人，听着他们操着奇怪的语言，在一个个临街的酒店或者茶肆里高谈阔论诗书文章，圣人教导，北京的百姓便会产生一种自卑，继而变成一种厌恶或者藐视：“有什么了不起，考上了状元，还不是和我们一样做皇帝的奴才！”这么一想，立刻便觉得自己高大起来，“倍儿”有了面子，于是去灌了廉价而浓烈的白酒，又去专心致志于庙堂上下、宫闱内外的一些闲闻轶事、艳趣野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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