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树宏文集：第二卷学鲁文存_蒙树宏_9787548226116

　　《蒙树宏文集（第2卷）：学鲁文存/东陆书院文丛》汇编了蒙先生几十年来鲁迅研究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鲁迅史实研究”，下编为“鲁迅年论丛”。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体现出作者严谨的学风及考订史实的功力，对鲁迅研究学者及一般读者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蒙树宏文集（第2卷）：学鲁文存/东陆书院文丛》：
　　乙、史料的注释和考订。以《鲁迅全集》来说，当中牵涉到的人、事、背景十分复杂，有些地方不好理解。鲁迅在1936年4月5日的《致王冶秋》中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因此，对鲁迅的著作就要进行考订，加上注释，方便读者。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共二万三千余条，约一百九十万字，工作量很大。有一位参加鲁迅日记注释定稿工作的同志谈到，“有时仅仅为了注释一个人物的生卒年月，就需要进行大量调访工作，甚至求助于公安部门和国外的有关工具书”（《许广平的一生》，第217页）。就是这样使劲，有些疑难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对生卒年月只好空缺或加上“？”以表示存疑。注释和考订工作要这样下力气，就因为它重要。像《鲁迅全集》的注释，那是动用了数以千计的人力的结果，是几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总汇。这不只对鲁迅作品的普及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是对专家学者也有不小的参考价值。
　　丙、史料的编纂。鲁迅的著译很多，内容很丰富，无法一一记住。以鲁迅的日记来说，所记的人和事多而零碎——何年何月何日和何人来往，何年何月何日发生何事；诸如“信札往来，银钱收付”（《马上日记》）等都很难寻找。在这样的情况下，史料的编纂，如目录、索引、史料长编和年谱等，就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长编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来辑录有关史料，依此排比而成书。这可以减轻读者翻检的辛劳，乃是深入研究的出发点。鲁迅在1932年8月15日的《致台静农》中曾说，有些文学史，实为“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这说明长编有其意义及局限。鲁迅并不轻视长编，他在《致曹聚仁》中说自己“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人手”。年谱则是在对史料的真伪、对错进行鉴别，在对史料的价值高低进行衡量的基础上，把分散的史料以时间为顺序而系统化。年谱起码得有时间和谱主事迹两部分，有些还有国内外大事记、注释、按语和附录、图表等。好的年谱可以通过谱主的事迹反映时代，可以表现谱主的思想道路、性格特点等。鲁迅相当重视年谱的作用，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我想，在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应注意下列几个问题。
　　（一）确定主攻方向。鲁迅是一个在多方面有成就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回忆、研究鲁迅的著述也汗牛充栋，人们精力有限，不大可能在各方面都齐头并进。鲁迅研究者总是根据主客观条件（社会需要、比较容易找到资料、有研究兴趣等）选定自己的主攻方向和确定阶段性的奋斗目标，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点或某些方面。选定主攻方向以后，就要紧紧地围绕它积累资料，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资料。例如研究《呐喊》，除了研究作品本身外，就一要注意鲁迅关于《呐喊》的论述；二要注意人们对《呐喊》的评论；三要注意和《呐喊》有关的社会背景；四要注意和《呐喊》同时代的小说，特别是和鲁迅的小说风格比较接近的作家作品；五要研究中国小说史，特别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和《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创作特点；六要研究外国作家如果戈理、契诃夫、安特莱夫、芥川龙之介等对鲁迅的影响；等等。确定主攻方向，有助于克服“旁骛”的缺点。看书要广一点，经常随便翻翻。这是对的。但是，研究就要认准目标，念兹在兹，如果“旁骛”，就会多走弯路甚至浪费时间和精力。
　　（二）力求全面，搜罗无遗。在自己的研究范围里，应充分掌握有关资料；事无论大小，都在收集之列。然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般原理的指导之下，通过比较、分类、分析、综合，从中理出发展线索，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例如研究鲁迅与“国民性”的关系，就要全面掌握情况：要看到鲁迅长期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像《热风·恨恨而死》等，也要看到他对好的“国民性”的肯定，像《热风·无题》；既要看到鲁迅的小说曾受“国民性”理论的影响，如《阿Q正传》等，也要看到他对“国民性”理论已有所怀疑，如《幸福的家庭》《伤逝》等。如果不是这样，就容易以偏概全，下判断时会发生偏颇。
　　我们说史料要力求全面，还包含这样的意思：不要忽视有些很荒谬的观点。那些肆意地歪曲、恶毒地攻击鲁迅的言论，凡是“有质量的”，都应列入积累资料的范围；“毒草可以肥田”，这类荒谬的观点有时也可以诱导我们进一步思考。
　　总之，在资料积累得尽可能多而全的基础上，就比较容易看清问题的全貌，就有可能左右联系，上下挂钩，资料就会活起来了。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指出：“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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