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价论》从社会学角度立论，通过大量日常现象的分析，论述了人们社会行动后果评估中的代价问题。立意新颖，主题鲜明，问题意识明确。书中理论铨释和经验分析结合得紧密，许多见解发人深省，一反时下社会学著述中只有现象描述不见观点的流弊。评估社会行动的代价，这是一个需要结合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价值进行综合思考，权衡得失利弊，做出理性选择的过程。
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郑也夫代表作，提高视野和独立思考能力的获奖书籍。
独具见识，富于想象且细致的考辩和大胆的推论，对人类文明的再思考。
文化评论家朱正琳、 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丁学良、《文汇报》书评撰稿人周毅、北师大经济学教授贺力平敬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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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
1985 年我去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该系给了我读博士的奖学金，但我只读了一年半，凑够了获硕士的学分，就无意继续读下去了。因为走前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就在心底冲撞，只是因为办成出国实在不容易，我才终止了创作，以35 岁的高龄做起了留学生。一年半后这种欲望愈加强烈，当学生学业太忙无暇写作，搞研究又找不到资助，我便下决心回国写作。导师劝我留下攻读博士，因为他们以为培养了一个博士才是造就了一个人才，一个硕士只是半成品。亲友们也向我围攻。我还记得我向最后一个劝我留下的亲友做出的解释。那是在洛杉矶堂弟的卧室兼工作间中，我旅游至他读书的城市，他在该地学习美术。每晚我卧坐床榻，他边作画边与我谈天，他再三劝我留下。最后我说：“我现在感觉自己能创做出很精彩的东西，你是学艺术的，你最应该理解这种感觉与冲动的宝贵和难得。一个画家怎么能够在渴望创作时被强求临摹呢？”他听后默然无语。我想我当时的心情，很多留学生都不同程度地经验过，只是我更坚持自己的兴趣罢了。
当时在我脑子里一个明朗的计划是写作一本论述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同时我也感到还有一些东西要写，但又说不清那些东西是什么。
回国不到一年我完成了《知识分子与中国》，惜因多种缘由，这本书没有问世。
这以后我写了一阵小说—打发一段空虚的时光，了结一段插队生活的恩怨，调整一下不平静的心情。1990 年写了一本《语言社会学丛谈》，副标题是：“礼语、咒词、官腔、黑话”。出版又是连番受挫。从归国至此时，我还组织、翻译、校对了一套“知识分子丛书”，1990 年年初已完稿十余种，至今一本未出。《语言社会学丛谈》，副标题是：“礼语、咒词、官腔、黑话”。出版又是连番受挫。从归国至此时，我还组织、翻译、校对了一套“知识分子丛书”，1990 年年初已完稿十余种，至今一本未出。
但我的写作欲反而更强，留学期间脑子里模模糊糊的那些观念日益成形：合作必有代价，冲突自然有代价，禁止冲突代价更大，没有一种伦理是无代价的—《代价论》一书的轮廓在不知不觉中清晰起来。前一段出版上的受挫，亦使我再不奔波出版社，免于无端受辱。只为兴趣写作，只为搞明白一些事理而思考，其乐也融融。
这本书自1991 年动笔，时断时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一节因找不到爱森斯塔特的《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一书，“男女平等”一节因找不到《父权制的必然性》一书，都认为不看到这些同代人最重要的成果不便动笔而中辍。“中庸”一节是除去上面两节外最后写成的，当时觉得不太满意，亦无意立即修正，打算放一放。说不清为什么，1992 年、1993 年之交完成这部书的念头勃然再起。重读“中庸”发觉还可以。找到了《保护人、被保护人与朋友》一书，“特殊主义”一节一气呵成，其实参照该书的地方也不算太多。《父权制的必然性》终未找到，不知为什么有了一种勇气与充实感，将“男女平等”也一挥而就。我总觉得，创作的原初冲动与某种“充实感”（自然是高度主观的），在我写不写，写不写得下去中起着支配作用。
这本书写完了，回过头来看，觉得框架太大（虽然书很薄），其实每一节都可写成一本书。当然也可能不必那样写，因为代价理论只需抓住这形形色色的问题之间的某种共性。但即使这样，这部书也还需修正、展开、深入。可惜，我现在已感才思穷竭。是在接受读者的批判中充电的时候了。
本书的前四节是为明确定义，划清范畴，非社会科学专业人士大可不读或是后读。其他诸节，当不会令社会问题爱好者们感到枯燥。当然，尽管我想到了专业领域之外的朋友，本书绝不是为了媚俗的目的而写作的，如果说它有这种味道，那只能是因为作者本质上的平庸。
写作本书时，很少就其中内容与朋友们切磋、争执、讨教，尽管尽可能地参阅了多种著作。因此我要感谢的著者甚多，却难于一一指出。在此请恕罪。
写于南礼士路住所
在此特别要感谢苏国勋和赵一凡先生，他们在审读拙
稿时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一九九五年元月二十日补记
郑也夫，祖籍不可考。1950年生于北京。1963年考入北京八中，1968年7月离校赴北大荒。在校时曾任班长，以后近40年中始终是标准“布衣”，未担任过任何一级正式与非正式的官职。在北大荒务农、造砖、伐木、采石、教书，逾八年。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读书。1979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1982年获哲学硕士。1985－86年在美国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因不满时下学术空气，不断跳槽，先后在北京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供职，唯社会学专业至今不綴。曾任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主持人，“实话实说”总策划，不堪各级“婆婆”的审查管束，终于金盆洗手。曾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却有洁癖，若游戏规则不公正宁可不参加。青年时代思想步入异端，再难返回正统。微染自虐症，少时习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以争辩为快事，虽对事不对人，却也常常得理不让人。
1 社会行为中的代价
2 理性、非理性与代价
3 决定论批判
4 目的论批判
5 合作与团体生活
6 竞争与否认冲突
7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8 经济平等之妄想
9 男女平等之困惑
10 伦理的诸种得失
11 标准之缺憾
12 分工与专业化
13 完善与停滞
14 传统与反传统
15 歧异与一致
16 顺境与逆境
17 风险与保障
18 乌托邦—否定代价之代价
19 代价的界定与比较
20 中庸与极
后记
余波：观点的演变与批评之回应
1. 导言
2. 腐败与社会生态学
3. 三种平等：终点、起点与游戏规则
4. 就男女平等问题答九学者批评
5. 经济学家可以垄断“代价”的概念吗
6. 答王小波
7. 城市：它的起源与功能
8. 物种的适应与文化的进步
9. 人类与一夫一妻制
参考书目
《代价论》：
当不满的情绪得不到发泄时，便积累起来，极易爆发。何时何地爆发，取决于一支导火索的点燃，一个信号的召唤。信号不外两种：人为的信号和自然信号。人为的信号就是某人有意识地串联策动。当一个社会坚决地否认和压制不满与冲突时，便造成了恐惧，煞住了出头鸟和人为的信号。于是不满进一步积累。一个自然的信号——某个节日、忌日、象征性的日子、某个事件、某人的去世——便极易召唤起千万人，造成动乱。自然信号导致的运动是最不理想的冲突方式。它往往无理性、无准备、缺乏最低限度的组织性。它突然地降临到社会上，不仅惊呆了社会支配者，也同样惊呆了不满的人们。没有人能够驾驭它，无论是社会掌权者还是抗议者。大家只好听任狂热情绪的泛滥。相比之下，人为信号导致的运动具有更多的理性、目标、计划性和组织性。两相比较，当然是人为信号召唤起来的、具有初步组织化的利益群体较之自然信号聚集的乌合之众更易为社会调节带来积极的后果。
人为信号是利益群体形成的第一步，此外，还须有明确的利益要求和为此奋斗的组织实体，它至少要得到三方面的保证：成员间沟通的可能性，法律上的允许，技术上（如物质设置、领袖人物、纲领）的保证。
抛开天赋人权不谈。仅以代价而论，与其面对一群不满日益高涨的乌合之众，不如面对一个理性的、组织化的利益群体。如果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使它公开化、明朗化、制度化将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调节方式。相反，虚饰“利益….致”就是放弃了对客观存在的“不一致”的积极调节。
冲突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达伦多夫分析过德国某些大企业家对劳资冲突的掩盖。他说，德国某些大企业中的劳资“共同决策”是一种荒唐的措施。这一措施把一些工人代表提升到管理地位，成了实际上的监理或劳动经理。但这些工人代表一旦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就不可能完全代表工人的利益。“共同决策”为统治阶层招纳了一些新成员，并未改变劳资冲突的存在。其唯一后果是“共同决策”的推行者误以为或谎称：因为工人代表参加了决策，工人的意愿反映到了企业决策中，因而剥夺了工人阶级的真实发言权，封闭了他们表达冲突的渠道，掩盖了实际上并未消除的利益分歧。
冲突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存在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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