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教化与西南边疆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中心的考察_张广保，宋学立著_9787509762608

　　《宗教教化与西南边疆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中心的考察》主要讨论中国文化儒、释、道三系如何在元明两朝政府经略云南的综合工程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历史作用，上篇重点关注以佛教禅宗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如何配合元朝政府在云南首度建立行省之后，通过融合南诏、大理以来土著阿叱力教，在云南成功确立起以中原教化形式为主流的教化传统，下篇着重讨论明代在前期治滇基础上，全面推行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教化传统，并最终成功确立对中国文化的精神认同。

　　绪论

　　作为软实力的中国教化传统对疆域拓展的贡献

　　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最重要的在于文化认同。近年有学者提出“文化中国”就是要倡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经历几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就是由春秋战国以前的华夏族到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以及今天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其生存地域也随之扩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也曾历经坎坷，其主体民族多次被游牧民族征服，典型者例如元、清。中华民族的统一历史也曾数次中断，由统一转向分裂。但却并未在分裂中解体，而是在每次分裂之后迎来一次更为波澜壮阔的统一，中华民族正是通过这种累次并购重组的形式不断壮大。这在世界文明史中也是一个奇迹。那么创造这一历史奇迹的主要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构造中去找寻。

　　众所周知，世界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与印度是一体延续，绵延不断，直至今日。而与印度相较，中国又有统一时间更长、主体民族稳定等特点。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中囯独特的儒、释、道三教互补互融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是重要基石。这在历史上表现得很明显，每当异民族以武力在政治、军事上征服中国之后，最终却在文化上为主体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中国传统文化就好比一个吸纳器，它能将历史中各种异质文化吸纳、包容在一起，并最终团聚铸就成一个文化统一体。中国文化对中华文明生命力的这种持续支撑就是文化作为软实力的最好诠释。因为从军事实力上看，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并不总是处于强势，由于中国北部毗邻广大草原游牧部落活动区域，这就决定了奠基于黄河、长江流域农业区的中原王朝长期受到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军事压力。又由于农业文明军事力量的机动性相对于草原游牧民族，天然处于劣势地位，这就造成了历史上中原王朝的发展进程经常由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而中断，从而陷入政治解体、政权分裂的状态。典型者如东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中原统一王朝都是因为来自北方（包括西北、东北）势力的冲击，从而陷入政权解体的状态。然而，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解体后再也不能重建的结局不同，令人惊讶的是，每次中国的统一政权解体之后，经过或长或短的分裂对峙，最终都能酿造成一个规模更大的政权统一体。在这新的统一体中，无论是主体民族还是其生存空间，都大大地得以拓展。中华民族及其所栖居的地理空间就是通过这一独特方式不断发展起来的。至于为什么中华文明及创造这一文明的民族——中华民族——能在不断解体之后实现重建，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不在其军事优势（实际上军事方面中原王朝并不具备优势），也不在其政治、经济优势，因为这些方面世界其他已经解体的古代文明也曾经拥有，而在于其拥有的独特文化构造，这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核心的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构造。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次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不仅无法击破这一三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反而带上自身独特文化因素连同其民族、土地一同归依中原主体文化，从而为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壮大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从这点看，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征服并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因素，相反倒可看成一次更大发展的蓄势。那种把中国历史上分裂时代看成黑暗时代的观点，乃是不懂得阴阳相生的历史原则。因此我们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几千年而不中断的奥秘就在于其三元一体的稳定文化结构。三足鼎立，既有分别又互相支撑。这种独特文化结构在世界其他文明中极为罕见。

　　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奠基于神性中心的单一文化系统例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不同，中华文明实际上是以儒家为表显的三教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明，而凸显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中国文明是以儒、释、道三家为基干支撑起来的，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系统。儒释道三教各有擅长，它们互相补充，长期以来对传统社会广泛渗透，对中国古代历史同时产生深刻影响。南宋孝宗在《原道辩》中曾说，中国文化是以佛教治心，以道教治身，以儒教治世。这句话恰当地指出了三支文化力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在这三支文化力量中，儒家文化对于维持社会稳定及发展发挥着主导性作用，而道家特别是其无为而治、以质化文的返本归根式的思想观念，则对于王朝的重建及休养生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至于佛教以其开张三世、贯通幽冥的高超生命境界，无疑对中国人平衡其过于执着于现世的心灵，起到清醒剂的作用。如果说世界上其他几种主要文明像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只是一种单一宗教文明，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就是以儒释道互补为基本特征的复合结构。三足鼎立，其支撑更牢固。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为何具有如此超强的稳定性，中国的历史又为何能延续五千年而不中断等这些在世界历史中极为罕见的历史现象。

　　从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看，中国文化以儒、释、道三教为主体的三元一体互补结构的形成，乃是通过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锋，吸收其他文明价值系统之所长而形成的。这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首先是通过对印度文明的融合，改造吸收印度文明的载体——佛教的思想观念而达成的。因此，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很强的学习、更生能力。又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中国文化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弱点，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同时又不丧失自身的文化认同，才使得她不断走向成熟，从而延续自己的慧命。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也曾遭遇异文化系统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从文化发展角度看，中国历史上在中外文化上曾经历两次全盘西化的过程，其中最早一次全盘西化就是印化即印度化。对此，现代很多人对于这段文化历史都已相当陌生，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众所周知，中国文化是一种以现世主义为导向的礼乐文化。依据现存经典文献诸如《尚书》《易经》《诗经》及三礼的载述，这一文化体系在“前三代”即尧、舜、禹时期就已定型，而在“后三代”即夏、商、周时期则臻于成熟。孔子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叹就是表达对西周礼乐文化的向往。儒家正是因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精神，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争鸣，百家竞起，实际上都是对礼乐文化进行批评、反思，而没有就这一文化的根基予以质疑。因而我们可以说，百家的论争只是在同一文化体系范围内部的争论，无论是道家对儒家的批评，还是墨家与儒家的争衡，都只是在同一价值体系中展开的，并没有从根本结构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突破。随着东汉之后佛教的传入，以及由之引发的三教论争，乃使中国传统文化直接面临另一成熟文化——印度文化的挑战。印度文化具有浓厚的出世主义色彩，这对中国文化来说相当陌生。因此佛教宣传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缘起性空、涅槃寂灭等观念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以礼乐文化为特色的中国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此世生活。这无疑具有其特别的优势。不过与周边其他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相比，它的弱点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尤可注目者就是它的精神视域相对狭窄，其对生存的理解具有平面化的倾向。不少论者都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对来世学的探讨相当薄弱，著名日本印度学者中村元认为中国人没有实践深刻的宗教反省，孔子的学说中欠缺诸如“原罪”“拯救”等观念，而这在印度和西方宗教中都是基本观念。关于中国文化的这一弱点，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论争中，就有不少论者予以指出。例如东晋高僧慧远就说：

　　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为关键者也。

　　这就很明确指出中国文化讨论范围局限于此生，而对此生之外则未涉及。刘宋僧人慧琳在名著《白黑论》中，引时人的观点于比较佛教与周、孔之教之优劣时，更是予以充分展开，其云：

　　周孔为教，正及一世，不见来生无穷之缘。积善不过子孙之庆，累恶不过余殃之罚，报效止于荣禄，诛责极于穷贱。视听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释迦关无穷之业，拔重关之险。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慈之救，群生不足胜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指泥洹以长归，乘法身以遐览，神变无不周，灵泽靡不覃。

　　这是以佛教的天堂、地狱、报应、泥洹、法身等具有出世主义色彩的观念对中土周孔学说提出批评。由于这些高僧本来对中国本土文化就很精通，因此他们的批评确实切中中国文化的弱点。的确，无论是儒家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还是道家《庄子》的“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中国文化整体来说是一种现世中心导向的文化。难怪当他们碰到以佛教为代表的印度文化开张三世、究极幽冥、超迈生灭、体证涅槃等显示立体多维的思想视域时，精神为之震撼。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对中、印文化之优劣进行分判时，这一时期的不少崇佛者都称释迦牟尼为“众圣之王，四生之首”，为“大圣”。而对中土文化进行贬抑。这种独崇佛教、贬抑儒道的态度在佞佛皇帝梁武帝身上达到顶峰。他在《敕舍道事佛》一文中，竟然将中国传统的儒、道二教都斥为邪教，并号召臣下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归正。

　　考虑到当时普遍将印度称为西方、西土，因此萧衍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似乎可以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种全盘西化、印化的主张。这对长期以来习惯于“夷夏之辨”、执持华夏文化优越论的中国士大夫不啻晴天霹雳，其引发的震撼也许只有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泰西文化的大规模传入对中国文化造成的挑战，差可比拟。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这次以佛教传入为契机而引发的中、印文化交锋，乃是中国文化首次遭遇另一高度发达的成熟文化体系的挑战。由于佛教宣传的基本教义诸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涅槃解脱、三世相续，等等，都为中国传统思想较少触及或者展述不充分。因此，在这场长达八百年之久的中、印文化冲撞中，我们看到华夏文化中心意识第一次受到质疑。当然我们更看到通过三教论争，中国本土文化并未解体并未丧失其自身认同，反而是通过争论，士大夫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特点把握得更为充分、明晰。佛教也正是因为能平衡中国文化中过于强势的现世主义而得到精英阶层的追捧，并被接纳到中国文化中，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就中国文化来看，佛教及其所承载的印度思想的传入，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视域，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抽象能力，弥补了中国文化现世主义导向过于强烈的俗世主义弊端。

　　此外，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看，作为世界两大古老文明的中、印文明在历史上的冲突、交锋及其所采取的解决途径，为当今全球化时代解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提供了借鉴。

　　中国文化经历的第二次全盘西化就是我们现在正亲历的中、西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对冷战之后出现的世界各种力量对比新格局进行反思，提出一种理解世界的新的思路。他淡化了过去那种以种族论、意识形态论作为标识符号的观点，而只讲文明之间的“交锋”，其中提到冷战之后，中国的儒家文明、基督教文明及伊斯兰文明等文明之间将展开生存发展的竞争。未来世界历史将围绕此一主线而展开。该著作对文化的研究跨越了传统单纯的民族传承。这种独特的视角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但是书中对中国文化的把握并不确切，其中单纯以儒家文明来指代中华文明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文明实际上是以儒家为表显的三教合一的综合文明，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其他文明，而凸显出中国文明的包容性。此外，从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看，中西文化的正式交锋并不始于今天，早在明代后期，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就已正式拉开序幕。

　　当前我们正处于多元文明并存、竞争的全球化时代，以科技文明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正全方位影响、冲击着中华古老文明，这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华文明第二次遭遇另一异质的、高度发展文明的挑战。我们注意到中、西文明的正式交锋，如果从晚明算起的话，迄今已持续四百多年，而且这一过程仍未终止。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佛教传入为契机引发的长达八百年以上的中、印文明交锋相比，其规模、影响度以及时间跨度都差可比肩。我们也看到在这次中、西文化冲突中，也曾出现五四时期发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质疑的声音，诸如“打倒孔家店”式的全盘西化口号，与第一次全盘印化时期梁武帝斥周孔之教为邪教何其相似。我们也惊喜地看到，自那以后中国文化在经历低谷之后，并未完全解体，相反的我们今天在吸纳西方文化的科技、政制等诸多优势之后，中国文化再次以其博大的包容姿态主动迎接挑战，从而不断面向时代，走向更为辉煌的未来。

　　本书主要讨论作为软实力的中国文化儒、释、道三系如何在元、明两朝政府经略云南的综合工程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历史作用。本书使用的云南行省，乃是一个历史地理名词，是指元代设立的云南行省。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分六章，主要讨论元朝在建立云南行省后，对云南实施的综合治理。这六章分别是：第一章南诏、大理——中、印文明的交锋；第二章元朝治理云南行省的制度创新；第三章教化中国——以禅宗为主体三教教化体系在云南的确立；第四章王府、省府与中土佛教教化传统在云南的确立；第五章蒙元皇室诸系与各大宗教的关涉；第六章元代相容并包的宗教管理政策。上篇重点关注以佛教禅宗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如何配合中央政府在首度建立云南行省之后，通过融合南诏、大理以来土著阿叱力教，从而在云南成功确立起以中原教化形式为主流的教化传统，进而增进云南对内地的精神认同，最终为云南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员打下牢固的文化基础。下篇也分六章，分别是：第七章明代治理云南的守成与创新；第八章祀神敬鬼——明代西南边疆国家祭祀体系的创建；第九章儒化滇洱——明代儒学教化传统在云南的制度化；第十章佛国再造——明代云南汉地佛教教化传统之繁盛；第十一章作为明代国家教化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云南道教；第十二章明代崇奉礼遇与严格管控相结合的宗教管理政策。下篇主要讨论明代在元代治滇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扩大、巩固已有的成果，进一步在云南全面推行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原政治教化传统，从而最终成功确立云南地区对中国文化的精神认同。而这对于清以后，直至现今，云南对祖国的统一认同都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此之后，无论政局如何动荡，云南都再也未见有割据政权出现。

　　需要指出的是，元、明两朝，无论是蒙古统治者，还是汉族统治者对云南的管理都是采取一种综合治理的方略。元朝在经略云南时，有着诸多政制方面的创新，这无疑达到了中央对云南实施直接管理的目的，有助于加强云南与内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联系。然而，如果要稳固这种联系，真正使云南与内地形成牢固统一体，那就还不能仅局限于政治、军事、经济层面，而需在更深层的文化信仰层面建构起两者之间的精神统一体。元、明两朝统治者之所以在云南大力推广各种形式的中原教化传统，就是出于这一深层考虑。当然在选择具体的中原文化教化形式时，两朝都因时、因地制宜，元朝因为南诏、大理以来浓厚的阿叱力教传统，特别致力于推广中国本土禅宗文化，以之对云南本地佛教文化予以整合。因此，我们今天评估元代云南禅宗的发展就不能仅限于单纯的宗教信仰之视角，而应从中国信仰文化对西南土著信仰文化的整合、重铸来考量。正是因为元代在云南成功构筑起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土教化传统，才为明清时期云南始终维持与祖国的一体化奠定牢固的精神文化基础。而明代则在元代对云南教化基础之上，全面推行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儒、释、道三教文化，这就大大深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云南的影响，从而最终牢固确立起云南对祖国的精神认同。当然，本书是初次尝试从宗教教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古代两大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略，这种思路是否可行，还请学界同行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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