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沟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论与应用_官锐园编_9787565917455

　　《人际沟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论与应用》适合于从事心理学研究的教师和学生，也适合于对人际沟通技术、儿童社会融合能力等问题有兴趣的普通读者。尤其是对于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来说，不仅可以使用《人际沟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论与应用》开展共情有关的神经心理学、孤独症治疗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还可以将《人际沟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论与应用》作为医学教育者的指导手册，以培养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发展、提高以共情为核心的医患沟通技术、提升其职业适应能力和生活幸福感。
　　《人际沟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论与应用》共分八章，主要分为理论部分和应用部分。在理论部分，我们用四章的内容介绍了共情的基本概念、心理发展、神经生物学机制以及测量；在应用部分，我们用四章的内容介绍了共情与心理障碍、人际沟通、职业行为以及共情能力的培养途径。
　　参与编写《人际沟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论与应用》的作者主要是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心理学系（筹）的师生以及心理学专业同门，编写的主要章节（作者）有：靠前章共情概论（官锐园），第二章共情能力的发展（官锐园）；第三章共情的神经生理机制（高隽）；第四章共情的测量（焦守玮）；第五章共情与心理障碍（张丝艳、韩海英、赵佳、徐凯文）；第六章共情与人际沟通（张丝艳）；第七章助人职业者的共情行为（官锐园）；第八章共情能力的培养与训练（高隽）。

　　几个月前，官锐园将其主编的《人际沟通的核心能力——共情的理论与应用》一书的书稿发给了我，希望我能够为此书写序。我断断续续地在出差及假日旅游的空隙浏览了全书。
　　当官锐园告诉我，她及高隽、张丝艳等一起完成了一本共情的书时，我一下子想起了20世纪80年代末为翻译“empathy”一词，和我的大学同学张雨新讨论的情景。我告诉官锐园，“共情”的翻译就是那时我们提出来的。官锐园高兴地说：“那就把这个事情写在序里吧！”
　　那是1987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荷兰的莱顿大学访学。期间我的导师GerdaMethorst帮助我申请到经费，到英国伦敦参加一个认知行为治疗的会议。我在那里见到了认知治疗的创始人贝克，这是此行的一大收获。另一个收获即是对“empathy”一词的翻译。伦敦会议之后我去了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我大学时的同学张雨新那时正在爱丁堡攻读博士学位。到张雨新处做客的我特意和他讨论了“empathy”一词的翻译。当时查到的英汉词典上的翻译是“感情移入”和“神入”，前者是一个四个字的翻译，使用起来并不顺口，感觉应该将其翻译为一个两个字的中文词；而后者虽然是两个字的词，却感觉并不能很好地反映“empathy”的原意。按照当时我对“empathy”的理解，认为翻译为“移情”更合适。但是这个中文词对应的英文词是“transference”，所以不能再用。当时我们也知道台湾将“empathy”翻译为“同理心”或者“同理”，但这样的翻译虽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却未能反映“empathy”中包含的“-pathy”，即情感共鸣的含义（翻阅字典过程中，发现以“-pathy”为后缀的词翻译为中文大都包括一个“情”字）。讨论至此，我们感觉这个词的翻译应该包含一个“情”字。我们又想到“共鸣”一词，但还是感觉不理想。一是这个词已经有约定俗成的解释，二是它虽然可以扩展到人与人心灵层面的相互理解，但无法反映出“empathy”的情感内涵。最后不知是谁突发奇想，感觉可以取“共鸣”中的“共”字，另取“-pathy”后缀包含的“情”字，组成“共情”二字来翻译“empathy”一词。此时两人一拍即合，共同认定这个词这样翻译最合适！现在想想，那时也真的是年轻气盛，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自造了一个中文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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