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书写 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_戴锦华著_9787301292044

　　《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是戴锦华教授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代表作，详细铺陈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的种种面向，从高雅艺术到大众文化，从精英到市井，在书中都有精彩描述。更为重要的是，戴锦华教授从各种扑朔迷离的现象中勾勒、提炼出中国当代文化的成因、本质与走向，拓清了身在其中的各种文化迷障，找到属于这个时代的、隐形渐显的文化内涵。
　　对于读者来说，本书能够带领我们重温或新识90年代中国社会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因此它首先是一本有趣、好读甚至充满“怀旧感”的书。其次，它还能让我们从现象中看出本质，从迷障中找到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一本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当代中国人心灵托付、精神归依的带有强烈“启世感”的书。

写在前面

20年后，《隐形书写》将以新的实体面世。
此书付印之初，1999年，跨世纪的狂喜与忐忑正摇动着世界；在中国，图书市场化狂浪初歇，更深广的社会变革已自景深出涌动。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数刷脱销多年之后，今天，《隐形书写》将在北大培文羽化重生。此时，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电子阅读、网络书写、有声读物、知识付费……正万花筒般持续着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文化、图书市场，以及纸质书（或曰实体书）在八面来风、四方潮起的鼓动和冲击下，似乎将成为某种现代世界历史的残骸、遗迹或纪念品（碑？）。尽管迄今为止，书籍，仍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唯一贮藏器与文化生产及传播链条的源头；而其他活泼、鲜美而短促的介质，在最佳状态下也只能是《哈利·波特》中的魂器，用来装载某种灵魂（思想？）的碎片，间或可能是因丧失了整体与本体而魔化的碎片。于我，这一为书籍（/实体书）所养育，以书店为流连、必至之地，以图书馆为归处与圣地的最后代际说来，书籍（/实体书）是，始终是，依然是我的心之所系、情之所牵，乃至一己生命的托付。因此，尽管在我看来电影《玫瑰之名》可说是无限浅薄了艾柯的小说原作，但仍暗自认可了改编者的选择：在原作小说的复调主题和多重线索间，保有或曰强化了其中“书”或曰元书的故事；仍会为尾声处的场景而心动：当疯狂和烈焰开始焚毁一切，主人公尝试的，是尽可能地救回几卷珍本书籍。自今日的知识生产、文化观念、社会尝试系统望去，也许可笑吧：我仍属于那一代——相信书籍是以文字、思想记录着、负载着人们渴求、追求真理的印痕。为此，我期待着一册新书为《隐形书写》赋形，令它再度开启一次人世间的有形漂流。
一如《雾中风景》，《隐形书写》于我，是一本具有特殊意义的专书。不仅因为它标识着我学术生命中一个重要而基本的面向——文化研究，更因为其写作所依凭的最初的愿景：辨识中国的，也是我个人生命的90年代，形绘社会文化地形，以图破镜而出。
20世纪末端，80年代终结，90年代幕启，不只是岁月漫漫流逝间的两个十年的自然相衔。此间，横陈着历史的裂谷、时间的暗箱和情感的潜流。此间，世界地图重绘，世界格局重组，冷战陡然间终结，我们突然坠入了“无主的时间”与“无主的空间”之中。不同于两极争霸的历史和一极统摄的担忧，世界坠入了一段逐鹿环球的历史时段之中。此间，中国经历着蜕变、震荡与重启，在凝滞的时段之后，迸发而出的热望、欲念、骤刹、急转，同样如同某种咒语般地令我，也许是我们，在错愕、痛楚与张皇间定身且茫然四顾。对我，也许对我们——这段当代中国重要历史的亲历者说来，20世纪的最后20年间，我们经历了不止一度的携带着或剧痛或欣悦的自我分娩。此书，便是又一度经由观察、思索、见证社会变迁以达成自我救赎的思想痕迹。
无数次地说过，文化研究之于我，是一次思想和生命的偶遇与逆旅。也许，这便是我一生的长项与短板吧——我思想与学术的每一次选择，同时是个人生命的一次漂移、追寻或自我放逐与自我安置。其驱动几乎从不是学院生产的规范、指南或时尚，而是自己体认到的社会性的，有时甚至是身体性的困惑、紧张、不甘和欣悦。其书写与参照，与其说是学科、理论、范式，不如说是现实、情感与思想。90年代幕启时分，当我以某种迎向未知的自觉，在密集的工作中完成了《镜与世俗神话》全书，《斜塔》《断桥》《第三世界理论笔记》等论文及《红旗谱》等一组经典重读的写作之后，并置于现实指认困顿之侧的，是学术上的无措。强烈的感知和自觉是，80年代，我在诸多的误读和盲打误撞中形成的研究思路和书写路径已无力应对全新的社会现实与文化格局，不仅电影已无法依据影片文本自身获得有效的阐释，而且是无力于对初兴的大众文化与文化市场的把握。而比学术的迷惘更强烈的，是对现实与自我的社会立场的惶惑。这份强烈的、“两间余一卒”的彷徨，造成了我个人学术生命中的一系列转折。我尝试回返女性主义/女性文学研究这一个人生命的闺塾地，因此撰写了《涉渡之舟》里的绝大多数章节。无数次地说过，对我说来，女性主义，首先不是某种“主义”，而是个人生命和成长经验的解惑，性别研究也首先不是学术，而是社会身份与言说的破镜之旅。同时，我尝试直面令人文学和人文学者陡然间边缘化、悲情四溢且怅然失语的商业化大潮，文化市场的沸沸扬扬、光怪陆离，社会价值或曰常识系统的砰然碎裂，尝试图绘这激变中的社会文化地形。勾勒边际、定位自己，同时再度寻找批判的语言、路径和批判的可能。类似固执而笨拙的努力，产生了收入此书中的最初章节——《镜城突围》《救赎与消费》……那时，我全无自觉的是，此番为自己的电影研究寻找的新的坐标、参数，更新研究路径与方法的努力，将把我引入思想、学术与生命的未知之地，并且一去十余年。
无数次自嘲地告白过，文化研究，这一在我个人的学术生命中几乎和电影研究等重的领域的开启来自于现实的冲击、挤压，也来自于充满误读或对误读的误读的反身命名。正在我于并无学术范式、缺少理论支撑地尝试通过写作触摸进而在思想上把握大众文化、文化市场的“论文”的时候，我艰难地割舍了电影学院——自己的整个青春岁月所系，转入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很快踏上了此生首度的北美之行，也是首度密集地穿行、往返、执教于北美学院空间。在诸多的文化震惊、心灵偶遇、思想撞击与收获之间，是一个演讲、会议间北美同行对我的介绍或定位：来自中国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者。我？文化研究学者？难道不是电影学者？难道不是女性主义学者？深深的疑惑令我终于克服了彼时“当然”的文化耻感，向新朋故友求教：“什么是文化研究？”回答携带着讶异：“你做的就是啊。”于我，这回答几乎同义自反，全无助益。于是，抬腿去图书馆寻求解惑。以英文版《文化研究》开始，渐次向此时仍为“显学”的“文化研究”之腹地深入，欣喜地后知后觉：“文化研究”标识着战后（西）欧（北）美世界，首先是英国对全球化、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消费社会的正面回应，是新的学术领域、新路径、新范式的开启，更是试图穿越学科壁垒进而是学院高墙，朝向社会的学术、理论与实践。尽管从此时到彼时，从中国的此地到英国的彼地，遍布时差与视差，但“文化研究”毕竟为我盲目且不自量力的尝试，提供了参数、坐标与路径。很久以后，我方才知晓，昔日北美学者对我之为中国文化研究学者的命名指涉着的，并非只是那几篇笨拙的关于大众文化分析的初尝，而更多是我自认的“纯粹电影研究”。这不仅因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研究原本是所谓文化研究的内在组成，而且由于彼时彼地，文化研究的称谓意味着某种学术中的社会文化或文化政治诉求，也意味着某种肯定甚或赞誉的态度。在类似充满误读的“正名”之后产生的第一篇自觉的文化研究之作是《隐形书写》，也是此书中绝大多数的篇章。“正名”行动的后果之一，是在乐黛云老师的敦促和鼓励下，1995年秋归国后，我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工作室，将《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确立为研究生常设课程，我和我的学生们共享的读书与大众文化分析的“文化研究工作坊”成为我学术生活中再未中断、延续至今的日常。
完全始料未及的是，最初草拟那些被“追认”为“文化研究”实践的文章时，我构想的是一处可以望向社会却隔绝于现实纷扰的书斋，以期能对激变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作壁上观”；然而对“文化研究”的纵深推进却不仅令我从自己选择的“墙壁上”坠落，而且将我引入社会现实，引向乡村田野，引向广阔的第三世界。这也许是我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次反转和改变。今日回眸，发生在北美学院中的命名的误读与错位，固然是令我经历这一改变的重要环节，但中国社会现实的触发、推动，我视野中的现实的大幅拓展，思想与现实的互动过程，或许才是这一变化，也是我生命与学术中的最重要的收获。
今日，《隐形书写》重印，书中的议题或许已在光阴的彼端老去，书中探究的事件与方法或许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实乃至常理。除却作为一册文化（野？）史的资料，一则思想史的碎屑，我仍不自量力地想与未来的读者分享的，不仅是我身历并尝试图绘、纪录的社会文化轨迹，更是我尚年轻时的、不无笨拙的勇气：直面现实，并尝试以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文字形成某种小径，令瞬息万变的现实获得某种言说、批评性言说的可能，令批评性的书写孕育出新的社会建构的可能，至少的是愿景。

2018年4月19日
草于香港屯门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