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前言
我走过，我确认
一
出了新书，我总去报社看兄长。兄长说，你写散文出身，你要出一本散文集子。
我晓得自己的斤两，又不好意思当面回绝，笑了笑，混过去。
前年拿了新书去看兄长，兄长又说，你要出一本散文集子。我说，只是些豆腐干，拿不出手的。
兄长说，你晒出自己的家底，呈现一个真实的管建刚，对青年人不也有点意义么？
兄长的话触动了我。
不少老师听我《三月》《四月》《五月》的经历，以为那是讲故事。一篇一篇、原汁原味地拿出来，哟，当年的管建刚真的只有那么点水平，那我也行。
去年，我拿了新书去看兄长，说，我想出个散文集子，你写序。
没问题。兄长乐呵呵地应。
二
那些豆腐干早不齐了。女儿去兄长那里一篇一篇拷出来，有一百多。挑了些，按年份作简单的编排。
1998-1999年，我刚拿起笔来，逼自己写。来了三五十块稿费，带三岁的女儿去超市，那是我们时常唠叨的幸福时光。
2000-2001年，较勤快，倒不是写得多，而是总有着要写点什么的念头。几天没写出豆腐干，心里痒得慌、慌得痒。
2002-2004年，写写小散文，也写写小论文。小论文写不出来，就写点小散文；小散文写不出来，就写点小论文。
2005-2009年，小散文少了。2005年出了《魔法作文营》，2006年出了《不做教书匠》，2007年出了《我的作文教学革命》，我转向了教育写作。
2010年，一年没写；2011年，姑妈突然离世，我拿起了笔，写下了《慈姑》。
1998-1999年，那些稚气的文字，像开春田埂上的芽，很小，很嫩。日历说入春了，天气却还料峭。春寒一来，替芽儿们担忧。一两个月后，千枝万叶，满树繁华，每一个芽都可以长成一个春天的。
三
下水文，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我的下水文算后者。
1998-1999年，拿起笔，常常半天写不出几句话，只好去读书，看作者写了什么，也看作者怎么写出来的。
2000-2001年，写《千年之夜》的晚上，不能自已，抽噎着，汹涌的情感扑过来，泪水滴落在键盘上，笔来不及写，键盘来不及敲。
2002-2004年，《三十小语》《边走边想》《村庄物语》《窗前语思》，想一段写一段，写一段想一段，想想写写，写写想想，写东西可以一气呵成，也可以零零碎碎。
2005-2009年，写好的小散文，改了三四次也不敢拿出去。写好的东西擦了，擦了的东西又补上；补上的东西又擦了，过了会儿又补上。看起来白忙活了，其实不是。一小时前我在这里，一小时后我也在这里，中间我去太湖边逛了。结果没变，过程变了。
2010-2017年，写《慈姑》的酸楚，写《父亲》的泪流满面，写《四毛娘舅》的五味杂陈，我才明白巴金说的，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
每个人都有感情，但你不一定能把感情倾注到琴声里，不一定能把情感倾注到画布上，不一定能把情感倾注到文字中。
四
一个怕唱歌的音乐老师是教不好音乐的，一个怕画画的美术老师是教不好美术的，一个怕写作的语文老师是教不好语文的。语文老师写豆腐干跟美术老师涂一张画，音乐老师弹一曲琴，大抵一回事。经常写了，有手感了，讲课就有底气，不是拿着课本讲，不是拿着教参讲，不是传声筒，有自己的声音了。可惜的是，太多的语文老师当了语文老师后，已经失去了写的念头。
豆腐干发出来，读给学生听，贴教室里，同学们拥上去看。每天写点什么，每月发点什么。热爱这东西，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影响出来的。
写的好处远不止于此。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出版后，有人说，小学生作文是习作，发表怕不妥吧。我表面上虚心接受，内心里屡教不改。我没有多少理论，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就是这么发表过来的。
2013年3月，《小学语文教师》推出了《管建刚和他的阅读教学革命》，引起了轩然大波，5月推出了《管建刚和他的阅读教学革命的大讨论》，6月推出《管建刚和他的阅读教学革命的再讨论》。鼓掌的人不少，拍砖的更多。我咬咬牙告诉自己，一定要在这条不属于你的路上闯出自己的脚印来。我没有多少内在，我只有一个朴素的想法，我自己就是这么写过来的，我自己就是这么读过来的。
亲爱的语文老师，有一天你走在自己的路上，你的路偏离了专家们的理论，专家们要你回到理论的路径上来，你犹豫的脚会伸向哪里？现在，我想这么告诉你
你自己怎么学语文、怎么写作文的，你就怎么走。
走过的，才是最真的。
五
小时候，老师说要写作文了，我慌得连天花板都忘了看。
1998-1999年，写了两年，有人说，管建刚能写。很多人说写作难，很多人说写作要有童子功。我从小怕作文，18岁前家里没有一本课外书，唯一的阅读作品是《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连《倚天屠龙记》也没看过。我应该当数学老师，却阴差阳错成了语文老师。
1998年3月，25岁的我在县报发了豆腐干《三月》，7年后的2005年，我出了第一本书。到现在我出了20本书，读者朋友还蛮喜欢，每一本都是一印再印。看着书橱里写着管建刚著的一本本书，我自己也有点迷糊，这怎么可能？
我揉了揉眼睛，看了看身边的妻，我知道，这事儿假不了。
后记
阿庆于我
遇到兄长是我的福分。
我不会忘记1998年的春天，那个散发着花香草香的三月。
二月里，心血来潮的我写了则《三月》，塞进信封，贴了邮票，工整地写：吴江日报社阿庆先生收。阿庆两个字，很大，先生两个字，很小。
三月的一天，《三月》见报了！
趁着热乎劲，我写了《四月》，工整地写：吴江日报社阿庆先生收。阿庆两个字，很大，先生两个字，很小。
4月24日，300来字的《四月》刊出来了。我兴奋得要死，死要是可以这样的，我一定愿意。我从小怕作文。我当语文老师纯属意外。而就在4月24日的下午，我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我要一个月一个月地往下写。
这个意思我好像跟兄长说了，又好像没说。
这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兄长从《三月》发到了《八月》。
我在写作的兴奋与幸福中，走过了半年。这半年里，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家园。
9月20日，看不到《九月》，我等待，25日，看不到《九月》，我不安。28日，看不到《九月》，29日，看不到《九月》，我失落。
9月的每一天，我都很轻很快地扫一眼《吴江日报》副刊。
30日，明天就是10月了。《十月》已经写好，再没信心投出去，死了的《九月》，中断了我那伟大的梦想。
课间，同事不经意地说，小管，你的《九月》。
不亚于惊雷。我镇定地踱过去，拿起《吴江日报》，我的《九月》。
我忘了那天的天气。
记忆里，9月30日，铺满金色。
多年以后，兄长告诉我，那年三月，他编排当天的版面，空了一块豆腐干，只要三四百字，找得焦头烂额，找不到大小合适的，心灰意冷之际看到了我那篇三百来字的《三月》。
兄长说，没想你又写了《四月》，鼓励鼓励小年轻吧。
兄长说，《九月》实在挤不出版面，一拖再拖，拖到了30号。
兄长高高大大，一点不像水乡男人，像个山东大汉。温婉的文字跟兄长的身材对不上号。而我说，这就是了。兄长像山东大汉一样热情、坦率，又像江南男人一样细腻、委婉。
每次出了新书，我都去看兄长，兄长总拿出极大的热情来欣赏。
兄长又说，你不能忘了给我稿子。
我很愧疚，我的精力给教育吞噬了。我答应兄长，每月交一篇，持续了半年。只持续了半年。
兄长也不急。偶尔联系，兄长说，你要出个散文集，你写散文出身的。
一天，兄长打来电话，说，你明天要来我这里。
明天我要外出讲课。我说，改天好吗。
兄长说不行。兄长说你闯祸了，你的征文得了唯一的特等奖，你不来跟你没完。
我去了。
颁奖会那天，我说，一个从小一直怕语文的人，到现在每年出一本书，我不会忘记《吴江日报》，她是地方报，也是母亲报。我说，我信自己能走得再远一些，但无论能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1998年的春天，1998年的《三月》。我说，阿庆这两个字，已经烙在我生命的字典里，谁都无法抠掉。
我不激动，一个人说说心里话，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阿庆很激动，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眼眶红红的。
家里有宗白华的书。不为读，只为藏。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话有多少哲理就有多少心酸。郭沫若的诗不被看好，发不了。22岁的《时事新报》的副刊编辑宗白华，看了郭的诗，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来者不拒。
没有宗白华不一定就没有郭沫若，但至少的至少，郭的影响力会推迟多年。推迟的仅仅是岁月吗？没有阿庆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管建刚。我不会写文章。我不会写书。我不会成为特级教师。
我会死在起点上。
人是很容易死在起点上的。起点上的你弱得像只蚂蚁，谁都可以踩一脚，谁踩一脚你都得死。
兄长说，这是一只写作的蚂蚁，且将他放在格子里，让他自由地爬。
这辈子，我是离不开文字了，兄长。
我不以为人生是来享受的。人生是来打磨的。我不能不疲惫。行走累了，我靠在文字的背上，想念一些纯粹的阳光，纯粹的泥土，纯粹的草和叶。
兄长，当我在文字里泪流满面的时候，我该爱你，还是恨你？
作者
2017年夏天，吴越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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