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巴滩常有土匪出没无法耕种,“我”的父亲自风云庵的老和尚处租来庵田,苦耕为生。可老和尚为了修庙处处克扣,父亲劳作一年,到手的粮食仍然难以为继。而北方不断涌来的难民更带来消息:中国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我”家就连外婆最后的愿望——一口棺材,都被二鬼子抢走,大芦荡里怨声载道,民不聊生。风云变幻,父亲把“我”打发去扬州的和尚叔那里以求安身之处。然而兵荒马乱之中,和尚叔也收留不了“我”,但是靠着他的资助,“我”终于走进了学堂——一个孩子的命运随着大时代的风潮翻卷着,正如同大芦荡中的一枝芦苇……
李有干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始终在心中认定,我的今天与他在昨天所给予的扶持密切相关。二十多年前,当我在偏僻的农村走投无路时,是他将我引向了文学世界——一个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湿润的世界。他给予我的也许还要超越文学方面。他的性格、作风,甚至生活上的习惯与嗜好,都在那段与他密切相处的岁月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在我的历史里,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书写者。对他,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他对文学的执著,是我在文学界所认识的师长及友人中,无一个能相比的。二十多年前,盐城还是一个穷地方。那时他在县文化馆工作,任务是辅导业余作者。在我的记忆中,他一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路上、在乡下。他个头很高(年轻时是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一侧的肩略斜,提一只包,一身干净地走在通往各个乡镇的公路上、小河边、田埂上。尽管他每到一处,地方上的干部以及我们这些翘首以盼的业余作者都尽一切可能招待他,但限于当时的物质匮乏,他仍然是非常吃苦的。寒冷的冬天,手冻得无法提笔,而那些业余作者又急切地想早一点看到被他改过的稿子,他就全靠不停地喝开水来取暖。他一天能喝掉三四暖壶开水。至今我的记忆里仍然保存着一个形象——他双手抱住茶杯的形象。炎热的夏天,乡下的蚊子多得用手几乎推不开,到处蚊声如雷,他就钻在蚊帐里为那些将文学之路几乎看成是生死之路的业余作者看稿、改稿。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了,他仍然一年四季往乡下跑。再后来,这样的辅导就不进行了,但他本人的创作却一直坚持着。他曾是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员。那时候,文学讲习所,在文学上没有两下子的人是不可能进去的。他很早以前就决定下来,将自己一辈子交给文学。他不想也不可能改变初衷。这些年,他在苏北小城就这样孜孜不倦地写着。每每看到他发表出来的新作品,心中总有一种感叹:真是不容易。在中国,一个作家想维持他的创作,似乎都得住到大城市里来,至少是住在省城。这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偏远处容易闭塞,缺乏与外界沟通的条件,一会影响创作本身的发展,二是不容易发表作品。他却很踏实地住在那座四面都是水的小城,通过报刊和各种消息传播的渠道,尽量感知世界,感知审美风尚的变化,然后毫不保守地调整着自己,寻找自己的位置。我每次回盐城,他都要求我在他那里待一些时间——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给他带来新信息的机会。他凭自己丰富的经验、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永不疲惫的心灵及身体,与世界,与文学,与关学的潮流保持着一种青春而又结实的关系。就是在那样一座讲究实际的、缺少足够文化气氛的、又缺乏文学群体的小城,他几十年来源源不断地发表着他喜欢我也喜欢的作品。这是一个奇迹。我不知道在中国,像他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能维系创作并一直保持在一定水平上的作家到底有多少,或许是因为除了文学他就什么也没有了的缘故吧。在我的感觉中,文学已成了他的必需。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跟文学有关,他的思维的终点,总归是文学。文学给他带来了那个地方上的人所没有的心境,给他带来了年轻的相貌(别人对他年龄的估计,一般情况下都要少估十五岁左右),给单调无味的小城生活带来了一种不可穷尽的丰富。他是那个地方上最富有、最有情调的人之一。
他的创作,顺从了他的天性与经验,而不是四面八方泛滥成灾的理性。他也缺乏与理性耳鬓厮磨、水乳交融的条件。他选择了朴实——朴实地看待文学,朴实地侍奉文学。他扬长避短,从不去摘文学上的花样,也从不在作品中玩味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形而上的、玄而又玄的主题。他要将自己的作品写得自然,就像生活。他在他的经验世界里挑选那些可以进入文学作品的人物、事件、故事与语言。他深知,他最大的财富在于自己的经验。他向我无数次地透露:他这一辈子是不可能写完他这一辈子的。这一点我深信。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能通宵达旦地和我讲述他所经历的一切。他有多得不计其数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打死你都无法编出来的。这些年来,他就是靠这些故事支持着他的小说、他的精神殿堂。我也无数次地借用了他的故事——他因为故事太多,丢弃了许多。他的小说与时下那些完全靠语言堆砌,完全靠写感觉的小说不是一路。他的小说可以读,可以被复述。因为这些小说是靠故事而得以写成的。这里面没有多少泡沫,没有多少空隙,只有实实在在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又有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主题。他有时可能在经验面前无法进行超越,但放弃超越对他来说也是明智的。他不是怪人、怪才,他的小城又没有那么形而上的人文氛围,也没有多少人能与他经常谈论一些比较尖端比较抽象的话题,他无法玄思,无法与那个所谓的终极世界相遇。他活在他的经验世界之中自得其乐。殊不知,停留与超越都是需要的。世界上的小说家,都像卡夫卡那样去写城堡、地洞、变形的百足之虫,也是可怕的。
他是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他不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作家。他尽量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对外面的世界并不特别感兴趣——或者说,他无法走入这个外面的世界。解读外面的世界,亦不是他之所长。他索性就不解读,管他呢。他的脚底下有一块奇特的土地,这块土地上活着一群奇特的人,这些人中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一些奇特的故事。他面对这份独特的创作资源,再也无暇顾及外面的世界。风车、芦苇、油菜花、海滩、帆船以及苏北大平原上的一切物象,对他而言,都有说不尽的魅力。他的审美世界就在这里。他的文字像无数的风筝,飘得再高再远,也飘不出他的视野。从他一出道那天开始,他的视野就没有挪移开去。他的作品的价值也许就在这里——它们向我们静静地呈示了一块土地。奇妙的是,这些只是一方土地的人与故事,却一样反映着人类共有的主题。世界上的作家,有写天下的,有写一隅熟土的。这两者之间其实难分高低。这就好比两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爱仰着脖子朝天上看,一个人走路爱低着头朝地上看。两个人走路方式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一个走得有理,而另一个走得无理。李有干先生沉浸在这份地方特色之中,涂抹着一幅一幅使外人感到新鲜的画面。生日满月、婚丧嫁娶、奠基择穴……独特的风俗,显示着独特的文化,这些作品至少可成为一个地方历史的活的文字。
他的几乎所有文字,所做的都是感情上的文章。二十多年前,他曾以无数的感情故事打动过我。而至今,他一直还在做这个文章。他或许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强者,但他却是一个感情富有的人。他的世界,就是一个感情世界。父与子、男与女、老人与小孩,甚至于人与动物之间,都是一个感情的关系。他将情看得高于一切,看成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大关。写到情,一切好像皆随之有情。写到情,他人为之而心动,为之而净化。他一般不在他的作品中去挖掘思想深度。他一进入一部作品的构思,就被“感情”一词拖曳而去。他无法拒绝它。他对感情的重视,也许并非来自他对文学职能的理解,但,确实切合了文学的功能。从根本上讲,文学从一开始,并不是满足人的理智需要的,而是满足人的情感需要的。人们之所以亲近文学,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出现了感情上的饥荒。文学温暖着我们,抚慰着我们,并在情感方面提升着我们。我们对文学的感激,首先大概在于它在我们处于孤独之时,给了我们温馨而柔和的细语,在我们处于痛苦之时,给了我们快乐,在我们处于沉重之时,给了我们轻松。李有干先生所写的感情,既是我们一般人的感情,又是一些特殊的感情——乡情。这种感情以淳朴、厚重为特色,表达方式直率而不乏单纯。他对这种乡情深有体会,因此才将心思用在这种感情的表达上。这种感情,也许是我们这些现代人、城里人所不具备的——现代人、城里人已丧失了这种感情,也丧失了这种表达方式,但,它却是我们所向往的。它能够净化我们。
李有干先生生活在一个水网世界。这里沟河纵横。满眼是水。他喜爱这个世界,一落笔,每每都是写到水。水的温润,水的柔和,水的灵性,水的万种风情,他都喜欢。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往往都与水有关。水使他的文字避开了现代文学的枯涩与憔悴。我能想见,当他动笔时,他的眼前总要出现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和弯弯曲曲的小河,他的耳畔总能听到淙淙水声,他的鼻子甚至能闻到水与水边、水中植物混杂在一起的、水乡所特有的气味。水不仅是风景,甚至是那些人物的灵魂、心态与生存方式。他的小说是由水做成的。
我将永远祝福他和他的文字。
李有干,1931年12月出生,江苏建湖人。1956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做过教师、报社编辑、记者,曾任区文化馆馆长、区文化局局长。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暴风雨过后》《大芦荡》《水路茫茫》《白壳艇》《风雨金牛村》,中篇小说《无尾猫》《绑架》《石碑》《小孤舍》,短篇小说集《新媳妇》《漂流》《秋夜》等,作品多次获奖。
序 曹文轩
第一章 荒原
第二章 古庵
第三章 祸水
第四章 石碑
第五章 芦席
第六章 辫子
第七章 出家
第八章 荡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