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实施、基层创新与治理精细化_[中国]李晓燕_9787511736222

本书是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研究基层治理及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学术专著，初步构建了一个基层治理精细化的社会政策学路径。本书认为，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基层治理与社会政策有着密切的、本质的联系，正如D区创建幸福社区的目的就是：民众幸福是目的。人的终*目标是幸福，社会的终*目标是民众幸福。只有通过发展社会政策，增进基层民众的民生福祉，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有效的基层治理，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前言

为一个重要的实践探索领域，当今中国经济结构处于工业化社会的中期阶段，社会结构却还是工业化初级阶段，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由此导致社会矛盾多发。在国际社会，20世纪30年代以后社会建设作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手段有了长足发展，将社会建设置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日益成为新的世界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开启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陆学艺，2013）。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加快，社会治理无论是作为政府重要的工作领域，还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空间，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使社会治理成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突出强调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筑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新思路、新目标。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工作千头万绪，基层治理和社区是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突破口。

作为一种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改革的成功发展战略，地方基层治理创新实际上体现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顶层设计在地方层面的具体实践。当我们从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地方社会治理创新时，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不是一种完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政策设计，而是一种有限理性基础上的实践发生，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形式的实践和实验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进而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以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即，我国地方治理创新的实践过程具有典型的政策模仿性质。当某一地区推出某一创制性政策之后，其他地区基于非理性的逻辑与投机预期也纷纷效仿该政策，期望将成功经验复制于本地区，整个过程缺少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当然，我们也看到，伴随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也在实现从简单化跟风政策模仿创造性转换的制度创新，这既是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引导下的结果，也是地方治理主体逐步理性化的一种必然。

地方基层治理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都是一些业已存在，但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的社会政策体制、机制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本书拟基于社会政策和治理精细化视角，对地方基层治理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为促进其基层治理精细化提供理论支持和改革依据。

第一部分理论篇

一、相关理论解读

继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之后，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要尽可能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地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我国民政部门以此为指导，在全国各地相继开展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积极探索。学术界也展开了积极的研究。本部分对社会政策实施、基层创新及治理精细化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

（一）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贫困、失业和城市环境等公共问题的困扰，社会政策最早体现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社会行政。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政策本身也是一种政府治理社会问题的实践。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规划和实现社会平等的福利体制设计，社会政策日益成为政府有效统筹经济和社会系统的战略工具，也成为加强社会治理的一种策略。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理性的社会干预社会政策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受到社会制度和情境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作为社会政策的行动主体，政府也具有一定的能动性，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下对政策内容及其实施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政府与相关的社会行动者（比如社会组织和社区等）存在复杂的相互关联，保证政府在政策决策与实施中的正确性与效率、增强社会组织和社区的参与能动性，是增强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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