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纵横》收录了夏志清十四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与论文，均为作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发表，也是他本人希望能够传世的作品。夏志清纵论中国传统戏剧、古典乃至近现代小说，观点独树一帜，不乏惊人之语；他和同行的论争更是不留情面，锋芒尽显。
全书分四辑：第一辑从批评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辑专论中国的传统戏剧；第三辑是关于古代和近代中国小说的评论；第四辑侧重现代小说，专门分析了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和女性在左翼革命小说中的角色问题。
夏志清的文学批评，贵在他既熟悉西方文学的精神与内涵，又了解中国文学的脉络与审美。因而在同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汉学家，也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学研究者的面貌。他的文章多有新解，文字针对性强，批评时不留情面，譬如与普实克、浦安迪等学者的商榷文字，就很见锋芒。
序言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五十六年，用三年半的时间拿到耶鲁的英文博士，又在洛克菲勒基金的赞助下花三年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在密西根大学当了一阵中文客座讲师，接着又去了另外两所大学教了五年的英文。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从 1961–1962 年的匹兹堡大学，到 1962–1991 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我都在教授中国文学，书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1992 年 7 月，我因心房纤颤在医院里住了十天，自此便不再以美国汉学家的身分在学界活动。最近三四年，我的身体慢慢好转，倒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中文写作了。
本书收录了十六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与研究论文，都是我在哥大任教时发表出版的，也都是我希望传下来的。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从批评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以传统戏剧为题，一篇研究《西厢记》各版本的年代先后，另一篇则讨论明戏剧家汤显祖的五部戏剧作品。第三部分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了一篇对《红楼梦》研究专着的书评，一篇对演义小说的研究论文，另有三篇文章分别讨论清代至民国的三部小说，外加一篇关于两位新文学倡导者的论文。第四部分收录五篇文章，但只有写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那篇可与第三部分的几篇好文章相提并论；〈残存的女性主义 — 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不错，主要探讨了共产主义制度下女性的生活状况，论点虽无差误，但字里行间露出了「欲说还休」的一点顾虑。这一部分余下的三篇都是其他小说选集的前言后语，我自认为总结得还不错，干净俐落。我对作品作家的评断标准一向都是好作家应当是语言的艺术家，能从广阔的角度捕捉人类困境中的特殊时刻。除了《隋史遗文》的前言用中文外，我作的关于传统小说戏剧的论文都是英文，为的是与我的美国同僚交流切磋。我为上述几部文集所作的前言后语都是为学生而写的，受众不同自然文章也就各有深浅。若有兴趣看看我对陈若曦、白先勇、于梨华等当代作家的评价，可参看我写的一些中文评论。“Black Tears”本身不长，我的介绍也就相对简短，不过我对彭歌所有现存的小说曾经作过一篇中文评论文，最初收录于1987 年出版的《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拿来翻一翻。
正因为我读英文博士时曾读过大量英译的欧洲文学，所以当我有机会以终身教授的身分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时，我也希望能够同样精通中国文学。执教之初我讲了一门元剧的阅读课，最后到退休的时候，我与高克毅合编的一部元剧选集也终于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了。这部选集收录的作品，一部分由我的学生翻译，另一部分则是即将发表于杂志《译丛》（Renditions）的译稿，此外，同样任教于哥大的商伟教授亦将为选集作序并审稿。1966 年，我受邀参加伊利诺大学的明代思想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此前我已在哥大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明朝研讨会，于是放弃了研究明小说的想法，决定作一篇关于明戏剧家汤显祖的文章。我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了汤显祖的五个剧本，以及大量有关汤显祖的文献资料，终于写成 了“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angHsien-tsu”一文。后来，百慕大中国文学会议发出征稿通知，我有意再做一篇明传奇的论文，趁我还算年轻，少说还能再研究十部明戏剧（一般认为明戏剧有六十部），这样一来便也能算在这个领域小有成就了。然而事与愿违，我的一位同事兼好友也打算做明传奇，便劝我继续研究小说，于是我便放弃了钻研明戏剧的计划，写了一篇分析演义小说的文章，也算是首创吧。后来我给研究生开中国文学的课，在七十年代中期设计了一套三年制的课程，第一年读唐宋诗词，第二年元剧与明清戏曲，第三年是小说的阅读研讨课。这样不仅能扩宽学生的知识面，而我自己在研究现代白话文学时若没甚进展，至少也还有前朝的作品作伴。
一个中国文学的学者若对自己专攻之外的领域所知甚少，那便无法全面地思索、研究中国文学这个整体。这也未必是件坏事，毕竟这样便无须为一些宏大的难题所烦扰，但我早年一直攻读英文博士，对西方文学传统也算精通，可脑海里却始终盘旋着两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中国传统文学到底有多好？中国传统文学又如何与丰富的西方文学传统相抗衡？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后，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Jaroslav Prek）极大的不满，他自称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朋友，与许多延安、北京的著名作家私交甚厚。他读到我书中一些反共、反毛的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T’oung Pao）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了。1968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面世，极获好评，越来越多年轻学者也由此开始认真地研究书中讨论的六大小说了。但他们在阅读这六本小说的同时，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初步感受，因而埋头传统批本，希望藉此摸索出书中的微文大义。此外他们还同时向新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找寻灵感与启发。我对这种阅读研究方式无法苟同，理由与根据都写在我对浦安迪（Andrew H. Plaks）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的书评中，初刊于 1979 年的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本书亦有收录。
后来，应李鹤株（Peter H. Lee）之 邀，我为于 1983 年举办的东 亚文学国际会议撰写了〈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讽刺的反思〉（“Chinese Novels and American Critics: Reections on Structure, Tradition, and Satire”），并在文中细述了我跟芮效卫（David T. Roy）和浦安迪两位教授意见相左之处。文章发表后，芮效卫、浦安迪并没有回应，前面提到的普实克也没有再作辩驳。
上述两篇文章虽然在学界引起争论，是对事不对人，但我写的〈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ts Reception Today as a Product of TraditionalCulture,”1990）就直接牵涉到我个人了。作为学界资深学者和有地位的评论家，这样公开地表示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致日衰，也许不大得体。或许有人会说，我这样做不仅把原本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兴趣的学生都给吓跑了，而且还冒犯了全世界的汉学家，冒犯了所有拥护中国文化的人。他们的工作是向世界推广传播中国文化，而我的论点看来有点像是自取其辱。然而，正如我在答普实克一文的末尾所言，我作为中国文学的评论家，「不可甘于未经证实的假设与人云亦云的评价判断，做研究时必须思想开通，不念后果，不因政治立场有失偏颇」。这也正是我在〈中国古典文学〉一文中所持的态 度。此文我交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发表，该刊编辑不大满意我的文章，认为我只不过是「争强好胜」，出版前不仅没给我读校稿，而且还以印刷错误为藉口多次篡改文章内容。此文终于在 1988 年 7 月号刊出。我在 1990 年初收到，自然愤怒至极，但三个月后，我竟然收到了与我仅有一面之缘的梅维恒教授（Victor H. Mair）亲笔手写的明信卡片。译文如下：
夏教授台鉴：
你最近在 CLEAR 发表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命运一文着实令人喘不过气来。虽然思想狭隘封闭者必对你恶言相向，但此文对中国文学之评价实乃五四以来最中肯之陈述。你将自己至深至切的感受与想法公之于世，胆识过人，赤心可鉴。你的努力最终定会有所回报，不独因为此文意义非凡、历久弥新，更因其必将引起中国国内一些基本的改变。再不改变，中国无以存续。Hat off to you!
梅维恒 上
1990 年 3 月 22 日
我收到卡片，欣喜难掩，上一次我因一封来信而如此快乐，还是 1961 年 2 月 13 日，我在纽约州的波兹坦意外收到哥大王际真教授的来信，当时我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尚未出版，王教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读到了前两章的校样，对我的评论能力及英文造诣称赞有嘉，甚至希望我能与他在哥大做同事，至今我仍感恩于心。
此外，我还欠古根汉基金会（ 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与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一个迟到的感谢，七八十年代，我在休假的几年里获得了他们资助的研究基金，原本计划做出一份有关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的长篇研究报告，但因我的女儿患有严重的智障与自闭症，太太与我不得不日夜照料，我长期研究的计划也就暂时搁置下来了。现在，我们的女儿已在纽约州斯塔兹堡的安德森学校（Anderson School）生活数年，大大减轻了我与太太的负担，若不是我在退休后一年突发心脏病，当年剩下的五六章也就早该完成了。迫于种种情形，希望两大基金会能够接受业已出版的四章研究成果以及本书收录的相关论文，权且作为我在他们的大力资助下对评论界与学界的些微贡献吧。
虽然我像王际真教授一样，找到一位年青有为的学者继任我在哥大的教职，但从长远看来，继任我的王德威教授（David D. Wang）反倒更像是我的恩人而非受恩者。把我的论文集结成辑正是他的主意，还多亏他从蒋经国基金会申请到额外的资金，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我还得感谢哥大出版社的编辑主任 Jennifer Crew 女士，同意让我在书后的术语汇编表中对演义小说及《玉梨魂》的注释补充中文注释。我自己属文时的遣词造句已经非常小心，但 Leslie Kriesel依然能够对部分文段提出改进意见，我在惊讶之余亦格外感激。在此，我 也要 感谢 韩 南（Patrick Hanan）和 何谷 理（Robert E. Hegel）两位教授，他们百忙中抽空重读这里收录的所有文章，并极其热心地支持本书的出版。哥伦比亚大学早前曾出版向我表示敬意的论文集 Expressions of Self in Chinese Literature（1983），韩南与何谷理 都曾为此书撰稿。此外，何谷理作为我的学生，更担任了此书主编一职，不仅为书作序，还写了一篇详细的导论探讨文学的自我。我的太太 Della 悉心照料我们的女儿，吃尽苦头，她本希望能跟我同游欧洲或美国，但最后却照我的样子，读起了严肃小说来。她现在刚读完了乔治 ? 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丹尼尔 ? 德龙达》（DanielDeronda）呢。
夏志清
2003 年 6 月
（万芷均 译）
夏志清（1921—2013），1947年赴美，1951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纽约州立大学、匹茨堡大学等校。1961年在美国用英文出版了使他一举成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刘绍铭（1934— ），广东惠阳人，生于香港，笔名桑鲁卿、二残、袁无名。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是著名学者夏济安的学生，与白先勇、李欧梵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6年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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