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说了这么一段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话:“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一个影响了此后六十来年中央决策的著名判断,在这个判断中,“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核心内容。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新的判断。习近平在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作了这样的解释:“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从1949年以来这七十年的国家发展过程,习近平精辟而生动地概括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这段伟大历史进程,可以用许多具体数据和指标来加以佐证(比如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和人均GDP从1952年的分别为679亿元和119元,经过1978年的分别为3645亿元和381元,上升到2017年的分别为82万亿元和6.0万元,分别位列世界第2和第72);从本书讨论的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角度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以下两个方面的数据。
第一是教育水平方面的。虽然在十七大以后的国家战略的大框架当中,教育常常被列入“社会建设”而不是“文化建设”的范畴,但我国居民的受教育水平,显然与本书所讨论的“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有直接的关联。据估计,我国居民小学、初中、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49年分别为20%左右、6%左右、1.04%和0.26%,而在2017年则分别为99.9%、 103.5%、 88.3%和45.7%。换句话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进入新时代的那一年(2017年),我国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不仅早就超越大众化的门槛(毛入学率15%),而且即将进入普及化(毛入学率50%)的阶段。
第二是消费水平方面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精神文化生活显然是在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的;因此,衡量“现阶段中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角度,是现阶段中国大众在满足吃喝住穿的需要以后所拥有的消费能力。著名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只显示“吃喝”而不包括“住穿”的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但对我们了解现阶段中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还是能提供重要信息的。据统计,1978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60.0%(其中城镇为59%,农村为68%);2017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其中城镇为28.6%,农村为31.2%);2018年,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4%。换句话说,根据国际通行标准(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已经达到堪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富足级别。以上数据,由胡耀宗、谢童伟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提供给作者。
像在任何国家一样,从居民受教育程度和居民消费能力的角度衡量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必须考虑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结构性差别,所以我们并不能从全国范围的数据简单地得出有关大众精神文化水平的明确结论。但必须指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考虑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教育条件和消费能力条件,还必须把国家的发展理念以及相关政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在中国,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各级政府的支持重点。
具体地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格局中,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不仅与“文化建设”直接相关,而且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密切关联。借用十九大报告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这么说: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不仅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关联,而且与“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密切关联,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密切关联,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关联,与“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密切关联。可以说,文化部、财政部从2015年6月开始实施、在一年以后又下文扩大的“拉动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试点项目”,既是我国现阶段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现阶段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也将对我国现阶段各方面发展提供特殊而重要的推动。根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发展报告》,“试点工作中,文化部、财政部主要发挥政策、资金引导作用,通过确定第一批两次共计45个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性,支持和引导试点城市因地制宜、探索创新,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文化消费。试点城市建立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积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对参与试点的文化企业、商户在市场推介、创意转化、投资融资方面予以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要创新抵质押贷款模式,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完善文化消费支付和信用体系,从多个角度激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试点工作各参与主体的互利共赢。”
毫无疑问,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现阶段中国大众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消费能力,已经达到我们的前辈可能难以想象的发展高度;对于前面提到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重要论断来说,我国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消费能力的发展高度既提供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佐证,也引出了一个最具有紧迫感的任务。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的“强起来”目标当然首先是指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等“硬实力”更加强大,但它也应该蕴含着“四个自信”所包括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软实力”更加强大的意思。中华民族正在实现的“强起来”目标不仅是指国家的“外实力”或外部的物质力量更加强大,而且也应该是指人民的“内实力”或内心的精神力量更加强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强起来”因此与“站起来”和“富起来”一样,是以人民而不仅是国家作为其主体或载体的。说到底,国家强大的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对于在物质生活方面已经总体上实现“富裕起来”目标的中国人民来说,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精彩起来”,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高尚起来”,是新时代中国民众“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希望,本书的讨论,会有助于我们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这个方面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和使命,对这个方面我们应当正视的问题和挑战,有更好的认识和理解。
童世骏2019年春节于上海
序言// 001
第一章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研究:理论与方法// 001
一、 何谓“精神文化生活”?// 002
(一) 作为一个政治术语的“精神文化生活”// 002
(二) “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区别// 004
(三) “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联系// 008
二、 谁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 013
三、 为什么要研究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
文化生活?// 015
四、 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研究的主要
进展// 023
(一) 关于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总体
状况之研究// 023
(二) 关于精神文化生活指标体系及具体问题的
研究// 025
(三) 关于当前精神文化生活的理论研究// 026
(四) 关于现阶段不同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研究// 028
(五) 国外出版物的相关研究// 030
五、 研究方法的相关说明// 031
(一) 调查设计// 031
(二) 抽样方法// 032
(三) 调查实施// 033
(四) 样本特征// 034第二章城市化进程中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 045
一、 日常生活方式转型与精神文化生活变迁// 046
(一) 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生活// 046
(二) 日常生活方式的内涵// 048
(三) 日常生活方式的相关理论研究// 054
二、 城市化对当前社会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主要影响// 062
(一) “城市化”的含义及特征// 063
(二)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现状// 065
(三) 城市化对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 067
三、 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现状及特征// 074
(一) 家庭生活方式的状况及其特征// 074
(二) “忙碌”话语主导下的大众闲暇生活方式的状况与特征// 086
(三) 生活化与品质化并存:多元化的消费方式// 093
(四) 社会交往方式的状况及其特征// 101
四、 城市化进程中大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型构与再生产// 108
(一) 生活方式视角下对“城市化”的再理解// 109
(二) 生活方式对城市化的型构// 116
(三) 再生产:生活方式与新型城市化道路// 136第三章公共文化服务、社区文化建设与群众文化生活// 140
一、 导论:公共文化的社会功能// 141
(一) 何谓“公共”?// 141
(二) 如何“现代”?// 144
(三) “公共文化”何为?// 147
二、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新拓展// 151
(一)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发展脉络及最初功能定位// 151
(二) 社区居民文化需求的新变化与公共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156
(三)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功能的新拓展// 159
三、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探索与实践// 168
(一)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重要意义// 168
(二)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具体实践// 171
(三)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75
(四)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趋势和路径// 177
四、 聚焦广场舞:群众文化生活与公共空间治理// 182
(一) 基本特征:广场舞活动的参与主体和动力机制// 183
(二) 社会功能:广场舞对社会大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 190
(三) 矛盾焦点:资源之争、文化之争及其媒介形象危机// 194
(四) 应对举措:近年来破解广场舞治理困境的探索实践// 205
(五) 结语:公共文化治理之难题,社会生活重建之契机// 215第四章大众传媒文化与受众影响研究// 217
一、 “底层文学”与社会大众的精神状况// 219
(一) 《我的诗篇》:“我”是谁?// 219
(二) “左翼话语”的限度// 223
(三) “挑战”还是“驯服”:“底层文学”的末路// 228
(四) “主体”与“他者”:旁观他人之痛// 232
二、 影像传媒的转变与“粉丝文化”的生产// 235
(一) 粉丝经济与影像传媒收益模式的转型// 236
(二) 大众影视的类型化生产机制// 240
(三) 植入广告:生产和收益的直接相遇// 244
三、 社交媒体与网民公共参与的演变// 248
(一) 从微博到微信:社交媒体、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悖论// 250
(二) 微博的“去政治化”转型:网络娱乐与商业营销// 251
(三) 微信好友圈:情感驱动、谣言与社区的封闭式增长// 253
(四) 媒体社交与当代网民的精神生活// 255
四、 网络流行语:民间表述与社会认同// 255
(一) 体制媒体与自媒体的话语博弈// 256
(二) 网络话语事件和公众的社会认同// 259
(三) 撕裂与协调、消解与转机// 265第五章开放中的变迁:外来文化对我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 267
一、 外来文化与受众分类// 268
(一) “大众精神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概念// 268
(二) 两类三组人群的操作定义// 269
(三) 研究方法与内容结构// 270
二、 外来文化产品的受众// 270
(一) 外来文化产品受众的人群比例// 271
(二) 外来文化产品受众的特征// 272
三、 两类人群的精神文化倾向差异// 276
(一) 生活方式(闲暇与消费)// 276
(二) 社会纽带(家庭与人际交往)// 280
(三) 文化活动与信息资源// 283
(四) 道德认知与社会理想// 286
(五) 政治态度与国家观念// 290
(六) 人生理想与宗教信仰// 296
四、 外来文化的影响效应// 299
(一) 外来文化产品受众的精神文化倾向// 299
(二) 解释与辨析:外来文化产品的影响效应// 301
五、 面对开放挑战的中国文化自主性// 316第六章从“家”出发透视当代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 324
一、 现代化过程与家的结构性转型// 324
(一) 家庭变迁的最新趋势// 324
(二) 传统“身、家、国、天下”体制的解体与家之转型// 330
(三) 从家本位到个体本位的转换// 335
(四) 家作为个人之集合:家的质性变化//337
二、 个人本位的家庭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双重向度// 349
(一) 从安分尽心的传统修身到“后物质主义”的自由追寻// 349
(二) 碎片化时代个人偏好的张扬与传统的回归// 357
三、 去家化与再家化之间的张力// 359
(一) 个体主义与代际关系的危机// 359
(二) “再家化”:社会意义的强化与伦理意义的弱化// 365
参考文献// 371
后记// 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