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农民工和中产阶层_李培林等著_9787520339803

　　农民工的形成和中产阶层的成长，不仅仅是工业化、城镇化巨大社会转型的结果，也是深刻的体制大变革的产物。这两个转变的同时进行，加之中国十几亿人口的规模，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点。现在，农民工和中产阶层这两个群体加起来，从业人口达到6亿人，了解了这两个群体，就了解了近半个中国。
　　在未来发展中，“农民工”可能与“乡镇企业”一样，成为一个过渡性概念，他们终将成为“新市民”，继续推动中国的巨变；而“中产阶层”，不管围绕这个概念有多少争议，他们也将在中国正在展开的创新发展中成长为中坚力量。

　　我把这本书取名为“大变革：农民工和中产阶层”，因为在中国，农民工的形成和中产阶层的成长，不仅仅是工业化、城镇化巨大社会转型的结果，也是深刻的体制大变革的产物。
　　这两个转变的同时进行，加之中国十几亿人口的规模，使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比，有很多不同的特点。现在，农民工和中产阶层这两个群体加起来，从业人口达到6亿人，了解了这两个群体，就了解了近半个中国。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1978年中国9.6亿总人口中，有7.9亿农民，占82%。1988年我刚回国时，把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农民的终结》（La Fin，des Paysans）一书翻译成中文，受到学界关注，但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对中国来说，农民的终结还是一个遥远的话题。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40年中，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传统小农，通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流动，转变为现代工人，支撑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也改变了他们自身的生活轨迹和命运。起初，人们对中国的“民工潮”可能造成的社会后果，表示极大担忧，毕竟这种经济社会地位较低人群的大规模流动和进入城市，通常总是与犯罪、贫民窟、社会排斥、文化冲突、骚乱、抗争等话题相联系，但中国农民工意外地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和未预期的社会融人能力，受到普遍社会赞誉。
　　我曾在主编的《农民工》一书中写道：“跨人工业文明的庄稼人，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打工者。火车站里，他们身背铺盖卷茫然地环视；城市高楼大厦的建筑工地上，他们忙碌地搭建脚手架；劳动密集的工业流水线上，他们每天机械地重复着单调的操作；货运的码头上，他们紧张地搬运沉重的物品；大街小巷中，他们回收着生活的废品；千万个家庭里，她们照料着城市的孩子；夜晚的地铁里，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并面对着投来的异样目光……但这些普普通通的生活，却构成一个伟大社会变迁的过程。正是这种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勇于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日常精神，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中产阶层的成长是理解中国巨变的另一个窗口。在社会学研究中，中产阶层（middle class）始终是一个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诸多争议的概念。这个群体在改革开放初期还人数寥寥，现在已经发展到约3亿人，相当于半个欧洲的人口或美国的人口。由于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中国的国内消费已经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2/3的推动力量。中国能否成功化解可能的危机、实现产业升级和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决定着中产阶层未来的成长。而中产阶层的成长，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和社会面貌。缩小贫富差距，促进中产阶层成长，是中国今后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在未来发展中，“农民工”可能与“乡镇企业”一样，成为一个过渡性概念，他们终将成为“新市民”，继续推动中国的巨变；而“中产阶层”，不管围绕这个概念有多少争议，他们也将在中国正在展开的创新发展中成长为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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