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与土地的分离导致中国农村村社共同体内聚力下降，但是，村社的自我防御和修复能力成为抵抗市场侵入的*后一道防线，底线的共同体仍然存在。由于仍然构成共同体，村庄社会的各种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共同体本身的属性所消解。维持村社共同体的重要基础就在于小农式的土地家庭经营模式的存在，然而，土地规模流转导致土地的经营权以超常规的速度和规模实现了集中并流出村庄，村社共同体面临彻底瓦解。
自 序
一
我从2009年关注中国的土地制度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对土地制度的研究无疑来源于自小所接受的一套围绕着土地制度的历史叙述。土地制度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历史和政治教科书都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历朝历代农民的起义和战争都是土地占有的不均导致。近代革命的主题同样是围绕着土地的再分配而展开，从孙中山的涨价归公、平均地权，到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体化运动，土地制度始终是革命者和建设者所关切的最重要的变革领域。显然，要理解近代国家的发展和政治运转逻辑便无法绕开对土地制度变革逻辑的理解。
土地制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方向，也与个人的生命历程密切相关。伴随着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出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我很难体会到农民对土地的那种深重且特殊的感情，直到2008年国庆在赴江汉平原的调研中。由于此时金融危机导致农民返乡潮的出现，围绕着两亩土地的权属，原本和睦的两家人大打出手，以致其中一位差点为此寻了短见。在他们打工时近乎荒芜的土地此时成为双方争夺的香饽饽，土地的价值绝不能用市场价值来衡量。原来乡土中国并没有远去。农民远离土地，但他们像被放飞的风筝，尽管远离了地面，线的另一头仍然被土地所牢牢拴住。
2012年，我在安徽繁昌遇到一位老人，他的儿女都在外地打工，自己衣食无忧。但是他每天的生活仍围绕着田打转，一天要去田里三趟，明明田里没有活。但田就是他的寄托，他的生活意义所在。对于留守农村的农民而言，土地绝不只是他们收入的来源，更是他们在地化生活的根基，离开了土地，一部分人的生活和生命将不知道如何安放。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制度在当下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与中国农民群体的命运密切相关的制度，因为乡土中国并没有远去。
土地制度上承国家，下连个体生活，是宏观和微观力量的结合点。还有比这更重大的题目吗？我所选择的土地制度研究虽没有大的......
郭亮，男，法学博士。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长期研究中国土地法、基层司法等问题。迄今共出版专著两部，先后在《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中国行政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新华文摘》等杂志发表或者转载论文40余篇，其中CSSCI论文20余篇。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以及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各一项。迄今已在中国十余省份进行过法律实践观察，累计调研时间超过600天，撰写各类调查报告和随笔上百万字。
导论
一 问题缘起
二 文献综述
三 基本内容与基本概念
四 调研地点介绍
第一章 理想与现实：土地与村社共同体的维系机制
一 村社共同体的理想类型
二 底线的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
第二章 土地流转发生中的权力实践：中央与地方
一 土地规模流转发生的基本条件
二 土地规模流转发生的地方治理逻辑
第三章 土地规模流转后的村社共同体变迁
一 土地规模流转与地方规范的瓦解
二 土地规模流转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失调
三 农民上楼与农民生活方式的再造
第四章 规模经营失败后的基层治理困境与治理风险
一 规模经营为什么会失败？
二 规模经营失败后的权力-资本-农民关系
三 规模农业中的治理风险
结论 土地与基层社会治理
一 土地的治理功能
二 土地流转与基层治理的转型困境
三 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村级组织的土地控制：功能及其弱化
理解地权冲突的一个视角
附录二 集体所有制的主体为什么是模糊的？
中山崖口：一个特殊村庄存在的一般意义
附录三 联耕联种-家庭分散经营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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