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牡丹谱录译注评析_郭绍林编著_9787520154284

本书是对我国历代牡丹谱录进行整理和研究的专门著作。书中对牡丹谱录原文进行分段、标点、校勘、注释、翻译、点评，并在各谱正文前就其作者、内容、得失、流传、影响等方面做出研究性评述。注释用以解释原文涉及的人物、著作、职官、地理、典故、引文、生僻词、难句、名物、制度、习俗、节令、宗教义理等。散文的译文采取直译方式，诗词的译文一律押韵。点评着眼于历史发展大势，辨析小说传闻和历史实录的区别，廓清迷雾，发微发覆，纠正习焉不察的流行错误说法。

中国牡丹谱录概论（代前言）一　牡丹谱录的界定孔子说过，“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研究牡丹谱录，首先应该为“牡丹谱录”正名分。搞清楚牡丹谱录的界定，才能对号入座，确定哪些文献属于纯粹的牡丹谱录，哪些文献在什么情况下纳入牡丹谱录的范畴，哪些文献不属于牡丹谱录而属于牡丹文化范畴。只有这样，才能检阅牡丹谱录的规模，评判其价值。谱录类文献作为一种文体，在古代出现比较晚，最早由南宋尤袤在《遂初堂书目》中创设“谱录类”而确定下来，其中就有《牡丹记》《欧公牡丹谱》以及其他花谱。清朝编辑《四库全书》，沿用“谱录”名称，将这类文献列入“子部”中。那么，什么叫谱录？所谓“谱”，东汉末年刘熙在所作《释名·释典艺》中解释说：“谱，布也，布列见其事也。”所谓“录”，就是记录、抄录。因此，谱录就是按照事物的类别或系统编排记录的文献，篇幅长的是书籍，篇幅短的是文章。既然谱录是按照事物的类别或系统编排记录的文献，那就只有当某种类别的事物形成气候，可以认识、描绘、记录，才可以出现原创性的谱录，进而出现抄录各种原创性资料而加以整合编排的二手谱录。这样便可以对“牡丹谱录”做出界定。所谓“牡丹谱录”，就是以牡丹为主题，记录、排列牡丹方方面面内容的写实性文献。牡丹谱录只能出现在牡丹形成气候之后。那么，牡丹是在什么时候蔚为大观，被世人普遍认识和重视的呢？唐后期的宰相舒元舆所作《牡丹赋》说：“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遇焉！天后（武则天）之乡西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唐人段成式也认为唐朝以前未记载牡丹（详下）。南宋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牡丹晚出，唐始有闻。” 实际上，在隋唐之前，牡丹已见于文献记载。牡丹根皮作为药材被医家利用，药物书籍需要记载它的性能、功效。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卷2说：“牡丹：味辛，寒。主寒热，中风、瘈疭、痉，惊痫邪气，除症坚，瘀血留舍肠胃，安五藏（五脏），疗痈创（疮）。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后来，曹魏时期的《吴普本草》、旧题南朝梁陶弘景撰的《名医别录》等医药书，也都记载了牡丹根皮的药性、疗效、处理方法。这些记载虽然曾被后世的牡丹谱录如明人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收录过，但它们本身还不能算作牡丹谱录，因为它们不是人们专门为牡丹而写的独立的篇章，也不是对牡丹的多角度的较为系统的记载。到了唐后期，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前集卷19中写了一段描述牡丹历史的话：牡丹，前史中无说处，唯《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开元末，裴士淹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众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长安私第。天宝中，为都下奇赏。当时名公有《裴给事宅看牡丹》诗，诗寻访未获。一本有诗云：“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乘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张乘尝见裴通祭酒说。又房相（房琯）有言牡丹之会，琯不预焉。至德中，马仆射（马总）镇太原，又得红、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初犹少，今与戎葵角（较）多少矣。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甚少，韩令学院中伴子弟，子弟悉为凌辱。韩知之，遂为街西假僧院令读书。经旬，寺主纲复诉其狂率。韩遽令归，且责曰：“市肆贱类营衣食，尚有一事长处。汝所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谢，徐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曲，尽遮牡丹丛，不令人窥。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宽容人座。唯赍紫矿、轻粉、朱红，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较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紫分明，乃是韩出官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十四字，韩大惊异。侄且辞归江淮，竟不愿仕。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深紫、黄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径七八寸。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欢。这一大段文字，曾被有的牡丹谱录拆分录文，但其本身也不能算作牡丹谱录，因为不是专门为牡丹而写的独立的篇章。牡丹谱录文献，叫法五花八门。有叫作“记”的，如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有叫作“志”的，如北宋丘濬的《牡丹荣辱志》；有叫作“谱”的，如南宋陆游的《天彭牡丹谱》；有叫作“史”的，如明人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有叫作“述”的，如清人钮琇的《亳州牡丹述》。但统称为“谱”。现存最早的牡丹谱是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但在宋代就被叫作“谱”了。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说“旧谱所谓左紫”，旧谱指的就是欧谱；又说自己“博求谱录”，获得“范尚书、欧阳参政二谱”，再次称其为欧谱。上文提到的南宋尤袤，在《遂初堂书目》“谱录类”中也记载为“《欧公牡丹谱》”。清朝增补明朝《群芳谱》而成书的《广群芳谱》，把牡丹文献收入卷32～34《花谱·牡丹》中。欧阳修的“记”，是专门记载牡丹的文献。牡丹谱录中收录的“记”，有的也是这样的内容，如明人王象晋编辑的《群芳谱》所收录的南宋胡元质的《成都记》，《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卷287《牡丹部》改题作胡元质《牡丹谱》。《广群芳谱》增补了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古今图书集成》《香艳丛书》《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书也都收录了张文，都加了《陈州牡丹记》作为标题。但实际上，它只是张邦基《墨庄漫录》卷9中的一则笔记，原本没有标题。这则文字只有寥寥250字，不足上引《酉阳杂俎》那段文字字数（640字）的一半。张邦基写自己于北宋末年去陈州探望父亲，看到缕金黄牡丹，主人如何护养，当地人如何参观，地方官想进贡给开封朝廷，被当地人拒绝。这不是陈州牡丹整体情况的概述，被别人从《墨庄漫录》中抽出来，安了个《陈州牡丹记》的大帽子，让人产生它是独立单行的牡丹谱录的错觉。时下人们统计历史上有多少牡丹谱录，都把它算作单独的一份，我认为不妥。《广群芳谱》增补的明人袁宏道的《张园看牡丹记》，不是纯粹的“牡丹记”，而是“游记”。这篇游记一共390字，其中一半篇幅写的是游览的时间、地点，园主的身份和态度，两次同游人士的姓名，以及第二次来看芍药和芍药的具体情况。《张园看牡丹记》既然收入《广群芳谱·花谱·牡丹》中了，当然就搭上了牡丹谱录这趟车。但若推而广之，将此类游记一律看作牡丹谱，那就不恰当了。归庄于康熙十八年（1679）写出《看牡丹记》一文，2000字，很详细。但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书的《广群芳谱》，康熙四十年（1701）着手编纂、雍正六年（1728）印制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都没有收录这篇《看牡丹记》，它当然不能被看作独立的牡丹谱录文献。南宋陈景沂在《全芳备祖》前集卷2《花部·牡丹》中收录了唐人舒元舆的《牡丹赋》，节选了唐人李德裕的《牡丹赋》。后来《亳州牡丹史》《广群芳谱》《古今图书集成》也都收录牡丹赋，除了这两篇赋，还增加了北宋蔡襄的《季秋牡丹赋》、明人徐渭的《牡丹赋》。这些文学作品也都搭上了牡丹谱录的车。此外，五代两宋还有徐铉、夏竦、宋祁、苏籀创作的《牡丹赋》，但没有被牡丹谱录文献收录，我认为不能依此类推而把它们看作单独的牡丹谱录文献。二　最早的牡丹谱录清人钮琇的《亳州牡丹述》说：“贾耽《花谱》云：牡丹，唐人谓之木芍药。天宝中，得红、紫、浅红、通白四本，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会花开，明皇引太真玩赏，李白进《清平调》三章，而牡丹之名于是乎著。”钮琇言之凿凿，煞有介事，实际上是他弄错了。贾耽（730～805），字敦诗，中唐高官，地理学家。假若贾耽真的著有《花谱》，那么，牡丹谱录文献早在唐代就出现了。但贾耽著《花谱》这件事，没有历史根据，也没见别人这么说。这段“木芍药”云云的文字，它的原文很详细，是晚于贾耽的晚唐人李濬《松窗杂录》中的一则文字。北宋人乐史（930～1007）撰小说《杨太真外传》，基本上全文照搬《松窗杂录》这则文字。《松窗杂录》的原文是这样的：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乐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词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饰绣巾重拜上意。龟年常话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因此，所谓贾耽的《花谱》纯属子虚乌有，当然不是最早的牡丹谱录文献。清人计楠《牡丹谱自序》说历来为牡丹作谱，“宋鄞江周氏有《洛阳牡丹记》。唐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范尚书、欧阳参政有谱。范述五十二品，欧述于钱思公楼下小屏间细书牡丹名九十余种，但言其略。胡元质作《牡丹记》，陆放翁作《天彭记》，张邦基作《陈州牡丹记》，薛凤翔作《亳州牡丹史》，夏之臣作《牡丹评》，惟王敬美所述种法独详。《二如亭群芳谱》所记有一百八十余种，钮玉樵《亳州牡丹述》一百四十三种。近时怀宁余伯扶有《曹州牡丹谱》五十六种”。按照他的说法，唐人李德裕的《平泉花木记》是最早的牡丹谱录。李德裕（787～850），字文饶，唐文宗、唐武宗时期的宰相，进封太尉、卫国公。所谓《平泉花木记》，正确名称是《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李德裕在洛阳平泉山居栽培来自各地的种种花木，说：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树，嵇山之海棠、榧桧，剡溪之红桂、厚朴，海峤之香柽、木兰，天目之青神、凤集，钟山之月桂、青飕、杨梅，曲房之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栾荆、杜鹃，茆山之山桃、侧柏、南烛，宜春之柳柏、红豆、山樱，蓝田之栗梨、龙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洲之重台莲，芙蓉湖之白莲，茅山东溪之芳荪。……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会稽之百叶木芙蓉、百叶蔷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又得钟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红桂，嵇山之四时杜鹃、相思、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东阳之牡桂、紫石楠，九华山药树天蓼、青枥、黄心子、朱杉、龙骨（阙二字）。……复得宜春之笔树、楠稚子、金荆、红笔、密蒙、勾栗木，其草药又得山姜、碧百合。这份清单没有提到本地牡丹，所以不是最早的牡丹谱录。李娜娜、白新祥、戴思兰、王子凡的论文《中国古代牡丹谱录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按写作顺序列表排列牡丹谱录，排在前4位的是：（1）986年成稿的僧仲休《越中牡丹花品》，残存序言；（2）1011年成稿的胡元质《牡丹谱》，今存；（3）1030年成稿的钱惟演《花品》，已佚；（4）1034年成稿的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今存。旅华日本留学生久保辉幸的论文《宋代牡丹谱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前两种列的是僧仲休的《越中牡丹花品》和钱惟演的《花品》，但认为钱惟演的《花品》“约成于天圣十年（1032）”，“其形式是在一个小屏风上记载了90多个牡丹品种”。先来看看胡元质的《牡丹谱》。胡元质（1127～1189），字长文，平江府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历官校书郎、礼部郎官、右司谏、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给事中、和州知州、太平州知州、江东安抚使、建康府知府，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起，接替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一共3年。其《牡丹谱》开头说：“大中祥符辛亥春，府尹任公中正宴客大慈精舍，州民王氏献一合欢牡丹。”大中祥符辛亥，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即公元1011年，李娜娜等作者把胡元质《牡丹谱》写作年份确定在这一年。在李娜娜等人提出这个说法之前10年，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蓝保卿、李嘉珏、段全绪主编的《中国牡丹全书》下册第851页，就有“最早为牡丹作谱，应是宋代僧人仲休的《越中牡丹花品》（986），之后有胡元质的《牡丹谱》（1011）”的说法。问题是大中祥符四年还没有胡元质这个人，116年后他才出生，他怎么写作这份《牡丹谱》？他在《牡丹谱》中说的“大中祥符辛亥春”，是在追述以前的事情；后面又说：“今西楼花数栏，不甚多，而彭州所供率下品。范公成大时以钱买之，始得名花。提刑程公沂预会，叹曰：‘自离洛阳，今始见花尔。’程公，故洛阳人也。”南宋陆游撰写《天彭牡丹谱》，记载成都北面彭州的牡丹；南宋人范成大买彭州名花；程沂是“故洛阳人”，称“自离洛阳”，是南渡人的口气。这些都是南宋时期的事情，怎么可能出现在北宋真宗时的牡丹谱中？所以，胡元质的《牡丹谱》是南宋时期的作品，当然不是一些人所说的最早的牡丹谱录。再来看看所谓钱惟演的《花品》。钱惟演（977～1034），字希圣，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吴越国王钱俶之子。从父归顺北宋后，历任右神武将军、太仆少卿、工部尚书、崇信军节度使等。他以枢密使任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时，欧阳修在其幕僚担任推官。李娜娜等人确定钱惟演的《花品》“成书时间”为1030年，久保辉幸推测“约成于天圣十年（1032）”，分别在钱惟演去世前两年和前四年之时。关于钱惟演作《花品》一事，只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有记载：“余居府中时，尝谒钱思公于双桂楼下，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余时不暇读之。”所谓“欲”，是打算、想要，即作《花品》仅是钱惟演的计划，是未然行为，最终也没有成为已然行为。那么，写在屏风上的牡丹品种名称，只相当于所搜集的凌乱资料，还没有分类排座次，没有编次成文，不能够作为文本流传，不能等同于已成书的《花品》，不然何以要说“欲”？所以，所谓钱惟演的《花品》是最早的牡丹谱录的说法，也不能成立。现在就剩下僧仲休的《越中牡丹花品》和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需要考察了。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0“农家类”记载：“《越中牡丹花品》二卷，僧仲休撰。其序言：‘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绝丽者三十二种。始乎郡斋，豪家名族，梵宇道宫，池台水榭，植之无间。来赏花者不问亲疏，谓之看花局。泽国此月多有轻云微雨，谓之养花天。里语曰：“弹琴种花，陪酒陪歌。”’末称‘丙戌岁八月十五日移花日序’。丙戌者，当是雍熙三年（986）也。”这段序言文字，又被薛凤翔录入《亳州牡丹史》卷3《花考》中。《越中牡丹花品》的其余内容，已经完全失传。它可以算是最早的牡丹谱录，但不是现存最早的牡丹谱录。现存最早的牡丹谱录是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三　专题牡丹谱录的数据统计李娜娜等作者上揭文指出，“自公元986年至1911年的925年间，在中国共诞生了41部牡丹谱录”；“其中16部现存于世，5部残存，20部惜已佚失”。并附表说明具体情况。我认为，要想统计数据精确可靠有说服力，必须具备三个前提。其一，给“牡丹谱录”做出界定，来衡量、判断某份作品是否可以单独算作一部牡丹谱录。其二，对于作品名称没有明显“牡丹”标志的已佚作品，举出确认它算作一部牡丹谱录的理由。其三，查阅宋辽金元明清所有文献。现在来分析一下。这第三个前提不容易做到，因为文献太多了，相当多的文献无法找到。现在有今人编的大部头总集排印本问世，《全宋文》全套360册，《全辽金文》全套3册，《全元文》全套60册。明清文献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全套800册，收书4058种；明代还找不到这么集中的书籍可供查阅。此外还有很多丛书、地方志书籍。查不完这些书籍，怎么敢断言共有多少部牡丹谱录。清人王锺编纂、胡人凤续纂的《法华乡志》卷3《土产·花卉之属》首列“牡丹”30多种；卷8《遗事》还说：“牡丹，自宋以来出洛阳，而盛于吴下。前明上澳曹仲明所谱十五种奇品，时珍贵之。”法华乡、上澳，都在今上海市区内，前者是今长宁区，后者是今徐汇区，一西北、一东南，二者毗邻。这部明朝上澳人曹仲明编写的《牡丹谱》，李娜娜等人没有提到，不在他们的统计数内。第二个前提，在原作已佚的情况下，只能靠考证和推论，拿不准的怎么可以断定它就是一部独立的牡丹谱录？比如李娜娜附表第10位，轻率地把作品名称定为《牡丹谱》，交代书名依据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和潘法连《读中国农学书录·札记八则》，并交代这部牡丹谱录的作者是范纯仁，成书于1027～1101年其在世期间，记载牡丹品种52个。然而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没有说这部作品叫《牡丹谱》，而是称之为“范尚书谱”。原话如下：“元丰四年，余佐官于洛，吏事之暇，因得从容游赏。居岁余矣，甲第名园，百未游其十数，奇花异卉，十未睹其四五。于是博求谱录，得唐李卫公《平泉花木记》，范尚书、欧阳参政二谱，按名寻讨，十始见其七八焉。然范公所述者五十二品，可考者才三十八；欧之所录者二篇而已，其叙钱思公双桂楼下小屏中所录九十余种，但概言其略耳，至于花之名品，则莫得而见焉。因以予耳目之所闻见，及近世所出新花，参校二贤所录者，凡百余品，其亦殚于此乎！”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记载洛阳牡丹109种，牡丹以外的花卉419种。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如上所述，偏偏没提到洛阳牡丹。沿着这条思路，“范尚书……所述五十二品”，应该也是洛阳“花木”的数目。这位范尚书究竟是谁？六部尚书比参知政事（副宰相）职务低，“范尚书”能够排在“欧阳参政”前面，只能是比参知政事欧阳修年长的尚书。李娜娜等人把他说成是比欧阳修（1007～1072）小20岁的吏部尚书范纯仁（1027～1101），应该弄错了。久保辉幸上揭文指出：“中田勇次郎推测范尚书或是范纯仁，黄雯推测是范仲淹（989～1058年）。范仲淹与范纯仁是父子关系。笔者考察发现，周师厚因为娶了范仲淹之女，与范氏父子有姻亲关系。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自序》写于元丰五年（1082年），范纯仁于此后的元祐元年（1086年）才升任吏部尚书（次年周师厚辞世）。因此，当周师厚写自序时，纯仁未升任尚书。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年）辞世后，被追赠兵部尚书。就时间顺序而言，周师厚所说的范尚书或以范仲淹可信一些。不过，北宋还有一位‘范尚书’，即范雍（979～1046年），他最后的官位是礼部尚书（卒后被赠太子太师）。他们究竟谁才是周师厚说的‘范尚书’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今按：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说：“玉千叶，白花，无檀心，莹洁如玉，温润可爱。景祐中，开于范尚书宅山篦中。”中华书局2011年版杨林坤译注本《牡丹谱》第116页为之作注，指出：“范尚书：即范雍（981～1046），字伯纯，河南洛阳人。宋真宗咸平初进士，为洛阳主簿，累官至殿中丞、兵部员外郎、陕西转运使，以安抚使督镇庆原诸羌，世称‘老范’，范仲淹为‘小范’。后拜枢密副使，徙河南府，迁礼部尚书，卒，谥忠献。”因此，周师厚所说的“范尚书……所述五十二品”，应该是比欧阳修年长28岁的范雍。欧阳修《洛阳牡丹图》诗说：“四十年间花百变。”如果范雍所记的是牡丹52种，怎么晚辈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所记洛阳牡丹只有24个品种，岂不是越变越少了？半个世纪后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记载洛阳牡丹109种，其中做出详细描述的55种，与欧阳修不同者46种，相同者9种。因此可见，范尚书记载的52种应该是花木，他的这份谱录是花谱，而不是牡丹谱，不应该算作牡丹谱录中的一部。此外，根据我前面的分析，李娜娜的统计数据把所谓钱惟演的《花品》也算上一部，失于考察，缺乏说服力。至于第一个前提，给“牡丹谱录”做出界定，这原本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的事，不能强求，只要符合自己的逻辑，能够自圆其说就行。对于“其中16部现存于世，5部残存”，李娜娜附表具体指出完整存世的16部是：（1）胡元质《牡丹谱》，（2）欧阳修《洛阳牡丹记》，（3）周师厚《洛阳牡丹记》（郭绍林按，即《洛阳花木记》中的《叙牡丹》单列成篇），（4）张邦基《陈州牡丹记》，（5）陆游《天彭牡丹谱》，（6）丘璿（郭绍林按：应作丘濬）《牡丹荣辱志》，（7）姚燧《序牡丹》，（8）高濂《牡丹花谱》，（9）薛凤翔《亳州牡丹史》，（10）夏之臣《评亳州牡丹》，（11）严氏《亳州牡丹志》，（12）苏毓眉《曹南牡丹谱》，（13）钮琇《亳州牡丹述》，（14）余鹏年《曹州牡丹谱》，（15）计楠《牡丹谱》，（16）赵世学《新增桑篱园牡丹谱》。残存于世的5部是：（1）僧仲休（郭绍林按：应作僧仲殊）《越中牡丹花品》，残存序言；（2）赵郡李述《庆历花品》，残存品种目录；（3）沈立《牡丹记》，残存其序；（4）晁国干《绮园牡丹谱》，残存其序；（5）彭尧谕《甘园牡丹全书》，残缺。附表中所列的，有我认为不能单独算作一部牡丹谱录的作品，如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但李娜娜等作者自有标准，应当尊重。只是既然把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算作完整存世的一部，为什么不把性质相同、内容相似的袁宏道《张园看牡丹记》、归庄《看牡丹记》作为完整存世的两部统计在内呢？袁宏道《张园看牡丹记》可是《广群芳谱·花谱·牡丹》和《古今图书集成·牡丹部》都收进去的文献。四　另类牡丹谱录与专题牡丹谱录并行不悖的，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牡丹谱录，即多种花木综合谱录中的牡丹卷、类书中的牡丹卷。它们皆系抄撮现成文献，按照内容、文体、时代顺序编排而成，篇幅比绝大多数专题牡丹谱录大得多。它们虽然不是原创作品，没有提供新资料，但在保存小篇幅牡丹文献，提供认识线索，集中阅读，全方位把握等方面，有着原创性专题牡丹谱录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类书很有市场。南宋陈景沂编纂的《全芳备祖》，《前集》27卷，《后集》31卷，著录植物150多种，种类比较全备，又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去追根溯源的，所以书名为《全芳备祖》。“牡丹”在书中占1卷篇幅，编为《前集》卷2《花部·牡丹》。编者搜集关于牡丹的谱录、杂记、辞赋诗词，分作“事实祖”、“赋咏祖”、“乐府祖”几类加以编排。明末清初人陈淏子编纂的《花镜》，一共6卷。“牡丹”是该书卷3《花木类考》中的一部分，叙述牡丹的栽培护养技术，记载各色牡丹131种，并简要介绍各自的具体情况。明人王象晋编纂的《二如亭群芳谱》，一共30卷。“牡丹”在书中不足1卷，与其余12种花并列在“花部”卷2《花谱二》中。清人汪灏、张逸少等人，奉康熙诏对《群芳谱》加以增补，成书定名为《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共100卷。“牡丹”内容扩充为3卷，即卷32、卷33、卷34，各卷各题《花谱·牡丹》一、二、三。《广群芳谱》将一些牡丹谱录按文体拆分抄录，收罗大量辞赋诗词，唐人苏恭、宋人苏颂、明人李时珍等所著药物学著作中关于牡丹的记载，以及散见于文集、笔记中的短篇文章，如北宋周师厚《洛阳花木记》的自序，北宋苏轼的《牡丹记序》（即为沈立《牡丹记》作的序），两宋之际张邦基的《陈州牡丹记》，南宋胡元质的《牡丹谱》，南宋周密的《乾淳起居注》片段，明人夏之臣的《评亳州牡丹》，明人袁宏道的《张园看牡丹记》，明人孙国敉的《燕都游览志》片段，明人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片段等。可使读者集中阅读，减省寻觅、翻检之劳。清朝康熙、雍正时期陈梦雷、蒋廷锡先后主持编纂的特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全书总共1万卷。其中《博物汇编·草木典·牡丹部》一共6卷，卷287、卷288为牡丹部《汇考》一、二，卷289、卷290、卷291为牡丹部《艺文》一、二、三、四，卷292为牡丹部《纪事》《杂录》《外编》。这6卷分量很大，收罗牡丹文献最多。有的牡丹谱录全文原封不动地录入，有的摘录一部分内容并打散排列（薛凤翔《亳州牡丹史》）。上述李娜娜附表提到的元人姚燧的《序牡丹》，别的牡丹谱录没有收录，但《古今图书集成》录入卷289中。此外，明人慎懋官编纂的《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在卷6中设有“牡丹”一目，抄录一些牡丹谱录、杂记小说、诗歌。清人吴其濬编纂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在卷11《芳草》中设有“牡丹”一目，抄录一些牡丹谱录。两书的牡丹部分，篇幅都比较长，但没有多少文献价值。清人吴宝芝《花木鸟兽集类》卷上的《牡丹花》条，从内容到编排，都了无新意，不足挂齿。五　牡丹谱录的价值本书所收录的历代牡丹谱录，有北宋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丘濬的《牡丹荣辱志》，南宋陆游的《天彭牡丹谱》、陈景沂的《全芳备祖》，明人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高濂的《遵生八笺》，清人钮琇的《亳州牡丹述》、陈淏子的《花镜》、汪灏和张逸少增补明人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的《广群芳谱》、苏毓眉的《曹南牡丹谱》、余鹏年的《曹州牡丹谱》、计楠的《牡丹谱》、赵世学增补赵克勤（赵孟俭）《桑篱园牡丹谱》的《新增桑篱园牡丹谱》。此外，元人姚燧的《序牡丹》，被人们看作牡丹谱录。元人耶律铸的《天香台赋》《天香亭赋》，都是以牡丹为主题的辞赋，以正文加夹注的形式记录了120个牡丹品种，并就其中50种或做出具体描绘，或利用品名的表面意思生发出艺术意象。夹注中所引用的古代牡丹谱录，有已经失传而不为他书提及的《青州牡丹品》《奉圣州牡丹品》《陈州牡丹品》《总叙牡丹谱》《丽珍牡丹品》《牡丹续谱》多种，以及《花木记》《花木后记》《花谱》《道山居士录》《河南志》等记载的牡丹。这两篇辞赋都是大肆铺张、描绘、虚夸、联想、比拟的文学作品，不是写实性的谱录，但有赖于这两篇赋，我们才得以知道那些失传的牡丹谱录和牡丹品种的情况，不妨将它们当作准谱录对待。因此，本书也将姚燧的《序牡丹》和耶律铸的两篇牡丹赋收录进来，以弥补元朝牡丹谱录阙如之缺憾。这样，本书收录牡丹谱录和准谱录一共17种，若从《广群芳谱》包含《群芳谱》并能显示其原样来看，实际为18种。其中《亳州牡丹史》《广群芳谱》，包含一些散见于文集、笔记、目录学著作、医药学著作的短篇牡丹文章和残篇零句。那么，现在已知的历代完整的和残缺的牡丹谱录，本书中大致算是齐全了。有3种牡丹谱录没有收入本书中，需要交代一下理由。不著撰人名氏的《亳州牡丹志》没有收录，这是1卷小品，内容不足《亳州牡丹史》十分之一，简单介绍若干牡丹品种，与《亳州牡丹史》内容重复。其后罗列《宋单父种牡丹》等杂事4条，与亳州毫不相干，甚为荒唐，且已见于其他牡丹谱录。刘辉晓道光十九年（1839）作的《绮园牡丹谱序》没有收录，因为晁国干的《绮园牡丹谱》已佚，这篇序还是白居易作歌、欧阳修作记，“沉香亭君王带笑，仙春馆妃子留痕”之类的老调，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古今图书集成》那6卷牡丹文献也没有收录，因为其中包含的牡丹谱录，已经收录于本书中，并做出注释和译文，没必要重复。至于《古今图书集成》收录的牡丹游记、辞赋、诗词，分量比《亳州牡丹史》《广群芳谱》所收录的多得多，但那些文献不属于牡丹谱录范畴，应该作为牡丹文化另行处理。本书收录的牡丹谱录及准谱录，按照时代顺序排列，以彰显牡丹谱录的发展过程，体现其间的因革变化关系。我在各谱的《评述》中，对其作者情况、成稿原因和背景、文本内容和结构、编纂手法、内容得失、影响、流传情况以及整理所依据的底本和参校本等，做出详细而具体的介绍。《评述》中的一部分内容，相当于对该谱的整体点评，意在起到导读作用。再加上前文已经辨析过最早的牡丹谱录，这里就没必要再来勾勒中国牡丹谱录历史的发展脉络和基本轮廓了，也没必要重复介绍各谱的具体情况了，只需宏观地笼统地说说牡丹谱录的学术价值。我把牡丹谱录分作原创性作品和抄撮性作品两类。原创性作品是作者亲历的，或虽非亲历但多次听闻亲历者述说而为之代笔记录的（如《亳州牡丹述》）。这类作品最有生气、最有价值，篇幅长的反映的情况是平面是立体，篇幅短的反映的情况是斑点是线条。它们提供的信息是新东西，至少是在前人信息的基础上增添了新东西。这些原创性牡丹谱录，从总体上构建起农学范畴的牡丹学科体系，也从总体上构建起美学范畴的牡丹鉴赏体系，使得自然科学与人文情怀融为一体。这些原创性牡丹谱录，使我们看到从宋朝而明朝而清朝，牡丹胜地从河南洛阳向安徽亳州、山东曹州的发展，以及彼此地位的消长；也看到四川、江南等地牡丹的发展状况。这些文献对于牡丹的育苗、分株、移植、嫁接、灌溉、施肥、打剥、越冬、运输、保鲜、病虫害防治、护养等方面，总结出一整套科学方法，且有地区间的差异。另外，这些原创性牡丹谱录，又让我们看到牡丹品种命名中历史、神话、宗教、自然、科技等文化因素的综合利用，体现出多元的全方位的审美情趣；也看到全民参与观赏牡丹的习俗和愉悦，看到不同时期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各地区之间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人民群众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巨大力量，以及牡丹和农业、商业、社会生活、上下级应酬、园林艺术等方面的关系。这些情况我不必举例，读者只消看看这些谱录即可找到例证。抄撮性作品如《广群芳谱》、《古今图书集成》和《亳州牡丹史》的后半部分，它们是编纂者抄录他人现成资料编排而成的，并没有提供自己的新东西。这类作品往往有很多缺点错误，编纂者在抄撮资料时，没有认真考证鉴别，把大量的文学虚构和杜撰当作牡丹发展的历史资料。有时把作者名、书名、篇名弄错，有时把作品的著作权张冠李戴。抄录辞赋诗词，乱改标题，乱删自序和自注，将其中用以解读作品的时间、地点、人名、职务、写作缘由、用韵情况等文字悉数删除，让人无从确切把握辞赋诗词的含义。所摘录的诗词散句，并非诗词中描写牡丹的警句。在压缩引文文字时，过分减损，致使文气不顺，面目全非，含义混乱。甚至将戏称黑水牛为黑牡丹，以及把实际上是描写玉蕊花、芍药花的作品，当作牡丹文献录入。《古今图书集成》这方面的问题很少，编者学识较高。但这类抄撮性牡丹谱录，也有它的用处。其一，所抄撮的资料来源广泛，内容丰富，分门别类排列，便于读者集中阅读，按图索骥，顺藤摸瓜，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较为全面地了解牡丹情况，特别是不易见到的短篇牡丹文献，可以在这里读到。其二，能了解一些偏僻地区的牡丹情况。比如《广群芳谱》所增补的金章宗《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描写他在今河北赤城县西南的行宫五月份观赏牡丹，可见燕山北麓，天气寒冷，牡丹开放比中原地区晚两个月。这则资料对于研究历史时期的气候以及古今变化，也有相当的价值。书中还有金朝、元朝人的诗歌作品，描写燕京（今北京市）、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北）等地的牡丹情况，这些内容在纯粹的原创性的牡丹谱录中是找不到的。其三，可用以校勘古籍。我曾发表论文《说唐代洛阳惠林寺》（《河洛文化论丛》第5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附带辨析一首唐诗中“惠林”的说法。《全唐诗》卷686载吴融的诗《僧舍白牡丹二首》，云：“侯家万朵簇霞丹，若并霜林素艳难。合影只应天际月，分香多是畹中兰。虽饶百卉争先发，还在三春向后残。想得惠林凭此槛，肯将荣落意来看？”尾联所说“惠林”，我理解为吴融在说僧人。但今人刘佑平对吴融这首诗作注释，说：“惠林：惠林寺，在洛阳。”（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4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第1181页）玩味诗句，我认为刘佑平的说法不靠谱。第一，唐诗提到具体寺院，题目上往往会明确指出是某寺，如沈佺期《九真山净居寺谒无碍上人》，杜甫《谒真谛寺禅师》《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岑参《登嘉州凌云寺》，严维《奉和皇甫大夫夏日游花严寺》，张祜《题重居寺》《题苏州思益寺》等；而吴融这两首诗的题目却只说“僧舍”。吴融若不肯明说，这句诗中可用符合平仄格律的代称，如“鹤林”、“伽蓝”、“梵宫”、“祇园”等，他却没有这样做。第二，从语义来看，这句诗中的“惠林”应该是指僧人的。“想得惠林凭此槛，肯将荣落意来看？”吴融猜想这位僧人身体倚靠在护花栏杆上，观看着白牡丹，于是调侃他是否从牡丹的开谢盛衰，悟出了人世间荣辱兴衰的道理。如果理解为“惠林寺”，“寺”怎么倚靠在栏杆上呢？如果理解为“在惠林寺”，这句便没有了吴融设想的赏花主体，那么，是由谁“肯将荣落意来看”呢？最后，律诗限定字数，为了让每个字都承载含义，作者一般都注意避免重复使用同一个字。而这首七律，却用了“霜林”、“惠林”两个“林”字，我以为必是传抄中出现了错误。我认为“惠林”并非这位僧人的真实法名，而是用了前代高僧的典故。唐诗中常以前代僧人代指当代僧人，提到的有生公（竺道生）、支公（支遁，即支道林）、远公（慧远）等。但唐以前的著名僧人，没有法名叫作惠林的，因此，这首七律中的“惠林”，应是“惠休”，是读者在传抄中因“休”“林”二字字形相似而抄错了。惠休俗姓汤，又称汤休，是南朝刘齐的著名僧人，后常借作高僧的代称。唐人徐夤《寄僧寓题》诗即说：“佛顶抄经忆惠休，众人皆谓我悠悠。”把“惠休”误写成“惠林”，古今不乏其例。如《全唐诗》卷283载唐人李益《赠宣大师》诗说：“一国沙弥独解诗，人人道胜惠林师。”今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818页上有“惠林”的索引，注明见正文第14页，但第14页却是“惠休”，索引页弄错了。我当时这样写论文，是因为没有找到资料校勘吴融这首诗的用字，只能做一些推测。论文发表后，检得明万历刻本薛凤翔《亳州牡丹史》卷4《艺文志》所收录本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33所收录本诗，皆作“想得惠休凭此槛”，于是疑问涣然冰释。由此可以想象，众多抄撮性牡丹谱录引用那么多文献，若好好利用，在古籍整理中可以起到校勘文字的作用。其四，个别作品用语比通行本活泼有趣。《广群芳谱》收录南宋李铨《点绛唇》词，云：“十二红栏，帝城谷雨初晴后。粉拖香逗，易惹春衫袖。/／把酒题诗，遐想欢如旧。花知否，故人消瘦，长忆同携手。”今人编《全宋词》，在第4册第2513页上，据《全芳备祖》前集卷2《牡丹门》录本词，几处与《广群芳谱》录文有异，造语平平，不出前人窠臼。《广群芳谱》作“十二红栏”，《全芳备祖》作“一朵千金”，后者不如前者有气势。《广群芳谱》作“粉拖香逗，易惹春衫袖”，《全芳备祖》作“粉拖香透，雅称群芳首”，后者不如前者彼此感通且有情致。所以，在确定古人作品时，这类抄撮性牡丹谱录可以用来鉴别、选择。总之，在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以时间为顺序的编年体史书、以事件为线索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以外，牡丹谱录文献为人们开辟了新的认识领域，丰富了人们的历史认知，值得人们重视和利用。凡　　例一、本书收录北宋以来历代牡丹谱录及准谱录，加以整理和研究，整体工作包括录文、分段、标点、校勘、注释、翻译、评析等项。选择底本兼顾高质量版本、原始版本和易于寻找的版本。二、录文用简体字，个别字保留原文异体字。标点符号依据横排本格式。三、古人引用文句往往灵活，或与原书行文不尽一致，或尽量压缩，或依据版本不同用字亦不同。凡牡丹谱录中引文大意与原书基本一致者，不按照原书更改。凡明显错字而没有可据校勘的文献者，径直改正，说明理由。校勘记不单列，并入注释中。四、注释用以解释原文涉及的人物、著作、职官、地理、典故、引文、生僻词、难句、名物、制度、习俗、节令、宗教义理等。难字、多音字注出汉语拼音。注释凡不需要举证例句者，则从略。五、帝王纪年在随后的括号内注出公元年份。古代地名注出今地名。州郡、军镇是当时的地区，所注今地名仅是其官署所在地。六、翻译的原则是信、达、雅。“信”则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含义不走样，因此，原文弄错了，译文也要照着译，不做矫正、更改。牡丹谱录的散文译为白话文，采取直译方式，为了与原文对应，译文有时用语累赘。牡丹谱录中的诗词译为白话文，一律押韵。为了押韵和说透含义，有的地方将被谱录删掉的诗词作品的标题和作者自注中的内容，以及作品运用的典故，查核原书，组织在译文中；有的地方调整了语序；有的地方添加了原作的潜台词或符合逻辑的延伸词语。凡由于原书散文引用古籍删削过甚以至于难以理解或造成误解的，译文做出补救，字句列入【】中，以示系译者添加。七、牡丹谱录为了表示对人的尊重，所提到的古人、时人，除晚辈外，往往不称其名，而称其字、号、郡望、封爵、谥号、官职或官职的古称代称雅称以及任职地等。这样，同一个人有多种称谓，既不统一，又很生疏，对于读者阅读理解本书十分不便。今日称某人真实姓名，并不含有不尊重其人的成分。为了一目了然，译文舍弃了原书表示对人尊重的用意，将能弄清楚的古人一律使用其正规姓名。但序、跋中所称谱录作者及其长辈的字、号，保持原有语气，不译为其人的正规姓名。八、点评围绕牡丹主题，对谱录中的亮点、错误和需要关注的问题，结合历来文献，考察原委，辨析申说，旨在打通古今，纠正谬误，发微发覆。浅显的问题，明摆着的说法，非主题的情况，不予点评。篇幅长的谱录，针对其中个别具体问题的点评，作在其相关原文的后面；针对其中单元内容普遍问题的，作在其全部单元文字的后面；针对该谱录全局问题的，作在该谱录前的评述中。篇幅短的谱录的点评，一律作在该谱录的评述中。点评文字长短不一，说透为止，务必有的放矢，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摆事实，讲道理，褒贬客观公正。有的点评侧重于史实和文献方面的考证，也从史源学、编纂手法、文字表达等方面做出评论。九、一些抄撮性牡丹谱录，系抄录、摘编前代牡丹谱录、诗词辞赋、笔记小说而成书。凡见于本书所收录原创性牡丹谱录或重要的抄撮性牡丹谱录的注释和译文，不再重复译注。十、书末列参考文献及其版本。所参校的历代笔记、古人诗词、文章，笼统列其所载的丛书、总集名，不再一一列出其笔记、别集的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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