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下的中国发展模式_赵德余主编_978720815938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和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巩固了中国社会政策快速扩展的成果,极大地改善了民生福祉,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与此同时,通过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生活、人民福祉、共享发展等的新政治话语,确立了新时代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根本方向、基本理念和基本目标。在总体发展战略上,新时代要克服过去单纯强调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取而代之的是要强调国家的整体发展模式。整体发展模式的要点:一是全面发展,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发展；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实效的发展,即不仅要看表面GDP的增长,而且更要看发展的质量和对提高国家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产生的实际影响。本书是复旦发展与政策评论的一种，主要讨论中国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进展，涉及到农业和农村政策、养老服务政策、金融政策、文化旅游实践及其政策等大量议题。本书还收集了政策视角下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等内容。

本辑序言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自2006年成立至今已经13年了，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平台，当初成立之时就秉持聚焦智慧、关注中国的宗旨，力图聚焦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问题，探究中国发展道路与模式。本期刚好为《复旦发展与政策评论》创刊以来的第十期，我们选择以新时代中国发展模式为主题，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在各个领域的具体经验进行盘点，但由于刊物容量的约束，我们只能选择在几个十分有限的领域里展现中国发展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正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从理论上说，中国发展模式早期似乎是专门指相对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模式而言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转轨与发展模式。并且，狭义的说，中国发展模式还特别地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爆炸式的转轨模式相区别的，即以北京共识为特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经验相联系的。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快速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稳定化而言，基于中国改革与发展经验而提炼的北京共识也可以从渐进的产权改革、产品和要素市场的逐渐形成、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及宏观调控等视角与华盛顿共识的四化方案进行对比。其中，从经济学研究来看，微观组织的激励机制（民营化）与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市场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成长与发展而言的确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讨论中国发展模式显然也不能忽视城市化、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等其他方面的视角，显然，从城市化来看，人口迁移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以及土地用途转变形成的土地价格效应被认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从政府和市场关系来看，政府如何培育、放开市场并为市场有效地运行创造条件对于理解中国发展而言也是备受关注的。无论是新古典式的守夜人或最小政府，还是西方话语中的积极型政府，无疑都不是完全适合对中国政府角色的理解。如斯蒂格利茨对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提供很好的解释，即矫正市场失灵，他认为除了制定法律和政策为市场交易提供框架规则以及维护安全等（包括反垄断促进竞争性、环境保护以及对人权的保障等）正义性目标之外，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公共物品甚至直接的政府购买等支出性政策工具，以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目标（避免经济衰退或恶性通货膨胀）。应该说，斯蒂格利茨的政策干预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发展模式中政府的大部分角色和功能，但是，中国发展模式中的政府角色在两个方面存在和斯蒂格利茨对市场失灵的矫正作用非常不一样的差异，一是中国政府在过去的经济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很长时间面临的不是市场失灵的问题，而是市场缺失或功能如何有效发挥的问题，如在粮食、石油等大宗商品和资本市场上，政府需要不断地压缩价格双轨制中的政府保护价、粮食定购价格或指导价（油价调价或利率指导价）等，以提高和完善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以及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资源动员和公共品供给方面的锦标赛机制客观上似乎创造了一种独特相互之间竞争性的政治市场，从而起到了解决地方公共品缺失和经济增长在投资和技术创新以及贸易等各方面进行竞争的动力问题。当然，在改革和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国政府所发挥的上述不同的角色和作用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和调整，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和理性的资源配置方面的引导作用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经济改革到加入WTO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等。

从实践经验来看，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似乎远远超出以上讨论的经济学的维度。比较典型的是张维为教授2009年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归纳了中国发展模式的经验特质，涉及范围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的经验。当然，张维为具体勾画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八个特质，分别为：现代化取向的强势政府，坚持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消除贫困关注民生，兼顾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关系，抵制休克疗法的渐进策略，确定正确的改革次序，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社会主义，以及对外开放的态度。应该说，这些特征性的经验主要是从当前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治话语中提炼出来的，其大体上反映了执政党和政府对于自身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认识和总结。这些判断不仅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共识，而且也与经济学视角下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角色和功能的解释大体上也是一致的（即市场缺乏对社会整体发展规划和目标的塑造能力、市场对贫困和不平等以及稳定等正义性常常无能为力、市场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对渐进式与休克疗式改革的反应会不一样的）。考虑到不同领域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解读的理论话语的差异，客观上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文化艺术等各个学科对中国发展模式思考的角度或问题也会不同。相对于经济学关注中国发展模式的经济增长问题，政治学家则更多地关心政治制度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程度，即如何以正确的方式选择正确的人并以正确的方式做出正确的政策决策。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需要解决如何选贤任能的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如何进行民主决策以制定正确的政策。类似地，对于社会学家而言，中国发展模式意味着如何解读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以及其治理能力的转变，这既包括微观基层的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如村民自治与乡村直选），也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管理或治理体制的创新（如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与社会合作关系网络如何形成以应对和治理各类突出的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

本辑收录的八篇文章聚焦于农业风险与乡村振兴、金融政策、养老保险与养老服务、商业旅游与中医药产业政策等多个领域，而最后一篇论文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角度对中国发展模式展开的反思和评论。

在农业风险与乡村振兴方面，农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一直面临着自然灾害包含洪涝、干旱和台风等破坏性的冲击以及病虫害的侵袭。如何预防和降低各种自然灾害风险对农业产量造成的损失对于政府而言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能，政府可以采纳的一种普遍的政策工具是农业保险，洪敏三和蔡孟翰的文章提供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通过其对实际农户的问卷调查，探讨了台湾地区农民对农作物保险、期货契约、农产品契约及农产品多元化四种不同风险管理工具的采用意愿，并分析了影响农民对于此四种不同农业风险管理工具采纳的相关因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在全国各地孕育出各种各样的具体模式和路径，其中，浙江安吉为代表的美丽乡村建设的两山模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全国各地的特别关注。楼成的文章试图基于安吉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对三农问题的演进逻辑和乡村振兴的维度把握提供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在金融政策领域，企业融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融资企业与投资方之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关于风险、控制权与收益等因素进行谈判和妥协的一种契约安排。大量的资金需求方与资金供给方关于融资价格或成本的竞争性交易最终将决定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阮永平等人的论文从产权性质和产业政策两个视角考察定向增发再融资方式的资源配置效率。论文将公司定向增发预案审批过会情况和定向增发实施后的资金使用效率结合起来，通过定向增发公司的融资和投资两个方面分析了定向增发的资源配置效率。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帮助非国有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缓解了融资难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定向增发提高了市场的融资效率。不过，定向增发这一融资方式也可能会分配过多的市场资金给融资企业，造成了市场资金的浪费，从这个角度看定向增发再融资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还需进一步提高。

关于养老保险与养老服务问题，中国发展模式在社会服务与治理的整体上或许并不能令人满意，但微观层面也的确呈现出了一些独特的特征。如杨柳、郭有德的文章试图利用2015年CHARLS数据，基于劳动参与模型与劳动供给模型探讨我国城职保、城居保和新农保三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不过，相对于社会养老保险对劳动力参与的效应而言，中国不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自身保障水平的不均衡性或差异性尤其是新型农民养老保障水平比较低的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和担忧。除了养老保险制度之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尤其是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构建也越来越引起重视。李雅然、赵德余的文章结合了上海的社会资本参与社区养老的若干案例的比较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的网络模式进行了探究。无论哪一种养老服务模式，服务提供者多数都是非营利组织或者说非常难以盈利，此时地方政府对养老服务组织提供房屋免租金或补贴以及国有企业参与投资兴建社区养老机构显然都是值得鼓励和倡导的，这在某种情形下也是对完全市场供给不足或市场失灵的一种矫正机制。

中国发展模式在经济领域当前正面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其中，一方面，需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味着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比的不断提升，而另一方面，则需要促进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如旅游和健康服务业就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张伊娜、王征宇等人的论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分析研究了迪士尼对上海商业旅游产业的影响。而在张祥建、彭娜、费斌杰等人的文章则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分析了中医药产业国际化的现状、机遇和发展思路。应该说，从产业结构升级趋势来看，中国发展模式与世界各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历史经验并没有显著差异。不过，如果具体地观察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及其动力机制，还是可以识别出一些特征性区别，如随着农业产业产值所占比重不断显著地下降（2018年第1季度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为4.4%）和服务业的份额（2018年第1季度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56.5%）不断上升，尽管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显然人口的城市化速率远远低于产业结构的升级速度， 2017年农村人口（5766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41.48%。可见，中国人口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会对社会治理模式及其政策的选择产生深刻的影响。

最后，关于中国发展模式，鲁绍臣的文章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角度提出了反思和评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内涵是考察人类历史发展与变易的规律，其主要表现为不同生产方式之间世代性、包容式的否定与扬弃的过程。作者判断包容了资本文明的以共享、发展为基准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类型，将成为最为接近共产主义的现代文明新类型。

赵德余

2019年5月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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