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明治维新的样貌，也会因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角度不同而不同——即使你身在其中，又何尝能了解历史的全貌呢？历史是一头巨兽，你总是挂一漏万。学者的研究，首先，都是“观念的产物”，其次，可以为巨兽的还原提供某一块缺失的拼图。这样的拼图越多，历史回馈我们的价值越大。
如果日本在这种血气方刚之下和列强开战，等待日本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呢？守护国家，靠的不是匹夫之勇，而是全面搜集世界情报并加以分析的“情报敏感性”，以及用这些情报重新构建起来的世界观。
幕末日本正是因为有一批如高岛秋帆这般识见超群之士，才避免了殖民化危机。
米仓诚一郎，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一桥大学教授，曾兼任比勒陀利亚大学GIBS日本研究中心所长、《一桥商业评论》主编。主要著作有《经营革命的构造》《经营史》《创造性破坏——创造未来》《开放性创新的经营学》等。
陈云，日本广岛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著有中、日、英文学术著作多种。
情报敏感性：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和认知
日本的回应
当时，日本和中国一样采取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冲击可想而知。幕府原本就有财政紧张的内忧，现在又加上了巨大的外患。好在，幕府很早就开始收集和消化鸦片战争的相关情报。幕府末期，“日本的信息收集能力超乎我们的想象”。
幕府的海外信息来源，一是和朝鲜釜山开展贸易的对马藩，一是“风说书”。后者由驻扎长崎的荷兰和清国的贸易商提供。至于前者，幕府允许对马藩和朝鲜开展贸易，作为回报，对马藩向幕府提供来自朝鲜的情报。
长崎“风说书”的内容是对各种报纸杂志的编辑整理，是幕府重要的海外信息源。在当时，荷兰是唯一允许和日本开展贸易的欧洲国家，为表示感谢，荷兰商馆的馆长会定期向幕府献上《和兰风说书》，这是一本汇集了世界各国重要信息的年度报告书——从1641年日本开始锁国到1854年日本结束锁国，每年如此。
“风说书”的最初目的是搜集葡萄牙、西班牙的相关情报。后来，幕府的兴趣扩大了，需要更广泛的情报，于是，“风说书”细化为了“欧洲风说”、“印度风说”、“支那风说”等，荷兰商人递交的世界各国信息也被纳入其中。鸦片战争以后，幕府在《和兰风说书》的基础上，要求商馆递交更为详细的《别段风说书》。
幕府要求递交荷兰语的报告书。《别段风说书》目前留存的版本有：长崎译本、江户译本，以及原文三种。幕府对鸦片战争以后的世界局势的重视可见一斑。根据近年来的研究，鸦片战争以后幕府的情报收集能力在“佩里来航”后的对美交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样，幕府也很重视清国贸易商提供的《唐国风说书》。荷兰提供的“和兰风说”详细记载了清英之间发生纷争到签订南京条约的经过，详细描述了英国的胜利和清国的败北情况。
相比之下，《唐国风说书》显得比较局部，中间混杂了传闻和主观猜测，缺少客观性。这其中，来自激战之地的乍浦商人的情报具有临场感和时效性。另外，由于不需要像荷兰语那样进行翻译，鸦片战争的相关记述显得更加生动。
如上所述，幕府对鸦片战争的信息收集不限于单一信息源，而是有三大信息来源，其中包含了中国和荷兰这两大对立的信息源。
幕府的情报收集和验证力
为了进一步考察日本的情报敏感性，我们来看在幕府体制下，情报收集和验证工作是如何展开的？又是如何向将军上奏的？1839年（天保十年）3月，清国在广州征缴和销毁英商的鸦片两万余箱、明令禁烟。当年夏天（6月4日），相关情报经由来出岛的荷兰商船传来。这是关于战争的第一报。
根据《和兰风说书集成》的记载，一开始，出岛的幕府官吏对这个情报没有太重视。第二年也就是1840年6月递交的《和兰风说书》记载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报复清国，英国派遣原驻非洲好望角以及印度的军队前往中国。报告交到了长崎奉行田口加贺守那里。荷兰商馆馆长约瑟夫•亨利•莱温逊（Joseph Henry Levyssohn）另外还递交了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百多页的详报。这个情报经由长崎的耳目终于传到了江户的老中那里。
田口加贺守送出的风说书确实送到了老中那里，这一点通过查阅辅佐老中的家老的日记《鹰见泉石日记》，便可确认。包括追加的详细情报在内，老中土井利位考虑到内容重要、不容马虎，当即要求回江户的长崎奉行田口加贺守另外购买海外地理书，进一步收集风说书以外的有关鸦片战争的详细情报。
土井和田口都认为有必要直接从中国人那里收集相关信息，并立刻采取了行动。就这样，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情报收集、验证之后，11月11日，老中向将军德川家庆递交了有关鸦片战争的风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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