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字典》（第二版）收录敦煌俗字2万余条，采用高清扫描的方式，对敦煌文献中的俗字逐一进行考释，指出俗字的源流。《敦煌俗字典》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以下定义的方式给俗字及其敦煌俗字作出了严密的定义；二、强调了敦煌俗字自成体系、并非“讹火”遍布的观点；三、首次以大量扫描切割敦煌写本真迹的方式编著敦煌俗字研究的著作；四、首次按照模糊笔画数编制敦煌俗字的索引。《敦煌俗字典》将大大弥补《汉语大字典》等大型辞书收字不全的缺陷，可以为将来编纂更大规模的《全汉字库》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敦煌俗字典》为汉语史的研究，特别是文字发展史的研究提供宝贵的新鲜资料，将有力推动文字学的研究中心由古文字向俗文字的转移和发展。
序 言
徐 復
黃征教授編著的《敦煌俗字典》，收釋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寫本文獻異體俗字爲主，兼收隸古定字、避諱字、武周新字、合文等，隸、楷、草、行之書體不限，其材料來源囊括英、法、俄、日等國和我國北京、天津、上海、甘肅、浙江等地所藏敦煌文獻，涵蓋之廣，採錄之衆，業已具有一定規模。
俗字即不規範異體字，敦煌文獻堪稱俗字之淵藪。字分“俗”、“通”、“正”三等，此《干祿字書》之說，蔣禮鴻《中國俗文字學研究導論》（《杭州大學學報》1959年第3期）曾經有過很好的辨析：“俗字是對正字而言的。所謂正字，從顔元孫的話來看，可以有下列的意義：第一，是‘有憑據’；而所謂‘憑據’者，實在是‘總據《說文》’，就是說合於前人所認識的《說文》裏的六書條例。第二，是不‘淺近’，用於高文大冊，是有學問的文人學士所使用的。第三，在封建社會中，這種統治階級所使用的‘正字’，是被認爲合法的，規範的。那麽，俗字者，就是不合六書條例的（這是以前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實際上俗字中也有很多是依據六書原則的），大多是在平民中日常使用的，被認爲不合法的、不合規範的文字。應該注意的，是‘正字’的規範既立，俗字的界限纔能確定。”他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一書，考證了大批敦煌俗字、俗音、俗語詞，成績斐然，就是基於對俗語言的正確認識的。
與此同時，余在《中國語文》發表了《敦煌變文詞語研究》（1961年第8期）、《評<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訂本）》（1961年第10、11期合刊），也都是對敦煌文獻俗語言的專題研究，除了俗語詞之外，還涉及到俗音、俗字的考證。我在文章中說過：“我們把這種人民口頭語言叫做‘俗語言’。”“研究俗語言比起研究一般語言要困難得多，它的一詞一語，都有時代或地域的限制，以往的學者對它也是漫不注意，很少記載，即使有一些，也是一鱗半爪，搜集起來很感棘手，何況還不時遇到形體寫錯的字，更增加了探索的困難。研究漢語史和漢語詞義的，爲此也着急過，總想通過一條捷徑來把它弄清楚，但這是不能實現的。”四十多年過去了，事實證明的確如此。例如我考證過的“詆言禿”、“帚巴”、“訝”、“”、“搋”、“掟”、“怒郍”、“誑謼”、“熢”、“匼匝”、“崒屼”、“喦嵁”、“闠”等字詞，所牽涉到的俗字、俗音、俗語詞問題，都十分複雜，索解不易。因此，對這樣的俗語言進行持續研究，乃是漢語史研究、敦煌學研究所必需的。
黃征君師承余執友蔣禮鴻先生，十餘年來從事敦煌俗語言文獻研究不間斷，出版《敦煌語文叢說》、《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等專著，與蔣禮鴻先生等合著《敦煌文獻語言詞典》，與郭在貽、張涌泉先生合著《敦煌變文集校議》，與張涌泉合著《敦煌變文校注》，皆爲敦煌俗字、俗音、俗語詞研究的重要著作。余有幸得讀這部《敦煌俗字典》，彌見傾心竭慮，無間朝夕。其書功力深厚，有裨實用，尤有利於敦煌學者。余喜茲學薪傳有人，故樂爲之序以贊之。
二○○四年一一月一○日于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時年九十有三
黄征，曾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教授、南师大文学院特聘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南师大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敦煌俗字典》（第一版）出版10年之间，已经有数百种论著广泛引用，并且获得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敦煌变文校注》（与张涌泉合著）曾获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入选“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荣获江苏省政府优秀成果二等奖。黄征教授自1999年至今一直在南京师范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承担多项guojiaji和省部级科研任务，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成就突出，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奖、中国青年语言学家奖、王力语言学奖、省政府优秀成果奖等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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