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
朱渊清
2012年，我和朋友们编了《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2017年4月，我曾为这套书写了一个长序。现在这套书终于要出了，我想简单地说一下编辑这套书的一些想法。
研究各种不同学术领域，都要去追溯相关的学术史研究，学术史就存在于人们为发展、创新学科而作的知识的回顾和反思中。我个人理解的学术史，还不是证明通向今天的知识权力之路：不宣示正统、不标榜权威，而是探寻过去曾经出现却未能被承习的那些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它们就好比知识之路上的一个个潜在指向另外通路的标识。我们发掘某一个时代文化的知识地层，发现找到这些潜在的标识，重新思考它们的可能性和意义。正是这种清冷的工作，今天的知识之路因此才得以拓宽，今天的学术因此才更具有反思理性的价值。学术史，在我看来也可以说就是重新梳理知识谱系的工作。本书是关于民国学术史的，作者是文科各学科的专业研究者，他们将各自对本学科的学术史反思书写出来，对于今天有特别的意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柯的《癫狂与文明》（《古典时代疯狂史》的中文缩简译本），石破天惊般的震撼，一读再读，为福柯的历史思想所深深吸引。之后读了更多福柯的东西，特别受益于《知识考古学》。福柯用考古学的地层学思想来考察知识与思想史，指出历史是断裂的而不是延续的。这引导我走上研究历史之路，并且着迷于思想与知识史研究。福柯晚年以“知识—权力—身体”三角关系作谱系学分析，用知识谱系学代替自己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用这种谱系学分析方法，福柯写出了《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福柯的谱系学考察产生知识的真理体制和求真意志是如何在某种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中诞生的。相比早年的知识考古学，福柯放弃了对“深层意义”和“本质”的追问，而关注“表层”，寻找时间的细节、微小转换和细致轮廓的外现，用福柯自己的话：“谱系学是灰色的，注意细节的。……谱系学要求耐心和对话细节的知识与广泛的原材料的积累。”福柯以此谱系学反对黑格尔似的绝对理念展开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并非存在终极目的，历史并非普遍理性的进步史。福柯反对根据现在写过去的历史，反对决定论，他是要书写“问题化的历史”。福柯对历史呈现在表面的花纹作细节的梳理和谱系解读，在历史面前提出自己的问题，这是特别值得肯定的、打破决定论迷信的科学研究方法。我将这三本书称为《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是向福柯致敬，我们同样试图书写“问题化的历史”，发掘新材料，用细节来展开思考。
感受真实外物是知识的来源。很多年前去卡纳维拉尔角宇航中心，展柜里有一块美国宇航员从月亮上捡回来的石头，展柜上开一个可以伸入一只手的圆孔，这是专门用来给人们触摸感受的。美国和欧洲的城市，有专门出售化石的商店，旅游景点上小摊贩出售各种化石和化石制品更是随处可见。小孩子购求收藏古巨鲨、剑齿虎的牙齿化石，恐龙的爪和骨化石，从小爱好亲近这些东西，对探索古生物学、矿石学的知识，有着无比的帮助。说到考古学，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在弗吉尼亚自己的田地里发掘，第一次把一座土墩墓横切出了一条探沟或剖面，从而开创了现代考古学。可惜在知识来源的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留给我们的很多是全然直觉的神秘通见，拒斥所有的闻见之知，甚至不依靠任何符号，而可以直接深入事物内部，与事物融合为一。老子“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孟子接受并发挥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认为心是思的器官，只有心才能思；耳、目如果去接受外物，只能受到外物的诱引而妨碍心思。“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还强调“志”对“气”的指导，使气运行身体内受到“义”的养育而至大至刚，成为充塞宇宙的浩然之气，然后就可以“内圣外王”了。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在本文化里如何去做“人”，绝少鼓励，甚至是禁绝对外物知识的探索。
东汉“学问开始带有校勘学、考古学的性质。它已不单纯是思想的产物，而变成了附有历史内容的学问”。魏晋个人觉醒，一些最优秀的学者直面自然追求真知。虽然陆玑、郭璞还是以为经作注的传统形式在作品中植入自己探索的新知，但是他们的发现真是了不起。张华第一次记述了石油及其特性，郭璞详细描述了大熊猫、白鳍豚。可惜这样的学问和做学问的方法，传统社会中少有传承。魏晋时期陆玑、张华、郭璞等人的知识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们面向自然、面向真实外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最早指出西方早期博物学中存在一次与数理科学革命内在关联的认识型转换，但魏晋博物学并未在中国引发可以导致科学革命的认知。
明清一些模仿《博物志》的著作，比如明董斯张的《广博物志》，是神话、传奇、故事、器物等等分类抄录的类似类书的“杂烩”，其知识的兴趣在于广记异闻，而完全不在于探索、发现和不断地批评求真。我猜测董斯张的这部容纳宇宙万物知识的庞大著作，有可能就是博尔赫斯所说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并且就此成为福柯《词与物》的“前言”开始讨论的对象。当然，也可能是《太平御览》。
福柯说他写《词与物》，是受博尔赫斯的启发，博尔赫斯曾引述过“某种中国百科全书”中出现的对动物的如下分类：（a）属于皇帝的动物；（b）散发香气的动物；（c）驯服的动物；（d）乳猪；（e）美人鱼；（f）臆想的动物；（g）自由的狗；（h）包括在此分类中的动物；（i）像疯子般激动的动物；（j）不可胜数的动物；（k）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l）其他动物；（m）刚刚弄碎了罐子的动物；（n）远看像苍蝇的动物。福柯说：“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分类中，我们突然间理解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的界限，即我们完全不可能那样去思考。”“那么，不可能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哪种不可能性呢？这些奇异标题中的每一个我们都可以给予确切的意义和可表明的内容；某些标题确实包含稀奇古怪的生物：传说中的动物或鳗螈，但是，恰恰是因为把那些东西置入它们各自的位置之内，这部中国百科全书才能定位它的传染力；它谨小慎微地把十分真实的动物（那些发疯的动物，或刚打破水罐的动物）与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动物区分开来了。”福柯意识到：“侵越任何想象和任何可能思想的，仅仅是把所有这些其他范畴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个英文字母系列（a、b、c、d）。”福柯清楚地认识到古代中国有一个包容宇宙万物的，并且被固定分类所预先规范的知识认知体系。这就是绝大多数唐宋类书所代表的，以天、地、人、事、物、鬼、神无限展开的知识分类体系（《太平御览》有更复杂的55部分类体系）。用预先固定的分类体系来表示宇宙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可以举代数学为例。中国以算法为中心的筹算制度，未能形成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筹算数学发展到十三世纪已经到达极限，再向前发展必须向符号代数转化。元初，朱世杰（1303）用天、地、人、物来表示四个未知数，其系数分别放在“太”的下方、左方、右方和上方。上、下、左、右四个方位，只能放四个未知数。如果有五个未知数，就无法安排，推广到n个更不可能。突破筹算限制向符号代数转化没有完成，中国数学就此出现三个世纪的中断。其实，用天、地、人、物表示未知数，已经有了引入符号的特征，可惜这套符号带“场”出现，表示的是文化的宇宙观秩序。
中国古代知识的分类体系起源于“小学”《尔雅》，这是孔子及其学生为解释《诗》、《书》、《礼》、《易》、《春秋》语词含义而开始编辑的词典。中国古代的知识是以经部为核心的。“经”是规训的知识。所谓六艺，说明了“经”的来源。春秋末，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他整理的书籍课徒。《隋书??经籍志》说人何以为人的六教。春秋后期，略早于孔子，齐国的五官技和楚国的九门学也都是规训的知识。古籍四部分类中，经部之外的其他部都是经部的扩充和修饰。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是规训型知识。规训型知识是老辈人形塑、教化、规范小辈人，教育他们“其何以为人”、如何做人的知识。这种以人的规范教育为目的的知识系统，忽视自然界、忽视实物、忽视人自身的各种技术发明和创造。我以探索型知识与规训型知识对应。探索型知识是直接面对自然界、积极认知真实外物、积极创造与发明各种技术，通过批评质疑而不断求真的开放的知识认知系统。中国历史上，在万千科举状元进士之外，还是有张华、郭璞、沈括、宋应星、徐霞客这些传统文化的异类。不管如何，人类知识在社会中保存传承，却只能创造发明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的大脑中。
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因为西方现代科学的传入，发生了最根本的变化。民国初年，旧的知识体系终于瓦解，全新的现代知识体系逐步建立起来。大量西方的科学知识，以及分析思维的方式，是由罗振玉、王国维、丁文江、胡适、傅斯年他们接受、引介进入中国，他们成为民国新学术的引导者。罗振玉和傅斯年之间的争论，其实是关于学术的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傅斯年执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非常运气的是殷墟发掘震惊世界，科学的考古学在国家主义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罗振玉贡献了殷墟在安阳小屯的准确地理位置。罗振玉从二十世纪初发现甲骨始就以个人之力全力搜求研究，对甲骨卜辞的年代、卜法也有开创性研究，他的指导及其收藏品还帮助王国维作出了商代世系的重要研究。但是罗振玉的“器物学”（包括艺术史）在中国却很难发展起来。这背后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层原因。在中国考古学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展了。
器物学和艺术史的发展需要物产权的法律保障。意大利美第齐家族的文物和艺术品鉴赏和收藏活动，与银行业乃至资本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墨子和孟子奠定了中国的乌托邦政治思想：老有所养、幼有所依、死丧有埋葬。乌托邦政治思想中没有“产权”概念，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历史，从来就没有对产权的初始界定和重新安排以选择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的契约的法律制度。孟子和梁惠王谈与民偕乐，说到用民众之力造灵台、灵沼，与民共赏鸿雁麋鹿，前提还是洿池山林都属于王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以及土地埋藏和生长物的所有权从来不在民众手里。孟子要求“明君”“制民之产”，所以他的“有恒产”之说我总感觉不可靠。当然，我赞同孟子有自由经济思想。
罗王之学，是要从文献走向实物真实。王正华关于罗振玉的收藏的研究引人深思，完全渊源于个人兴趣的个人知识，在现代考古学的初起之时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最近读到类似的一个关于吴大澂收藏的研究。从吴大澂到罗王是中国传统古器物学的延续，但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转折。就我自己来看，罗振玉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还远不止于王正华所写。我本人曾写了一篇７ 万字的长文《王国维的困局》，因为体例和篇幅等原因，此次没有收入，有点遗憾。徐坚关于李家楼、洛阳金村出土文物及其搜集整理的研究，是他寻找的“潜流”。汪涛、陈星灿、方辉的几篇关于中国考古学初起时的文章，利用非常难得的档案材料告诉我们一些不可忽略的关键细节，也提醒我们更全面更审慎地评估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作用和影响。相比之下，我关于劳费尔的《中国古玉》只是一个读书笔记，出现在书中仅仅为弥补劳费尔这位西方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少人问津的遗憾，到目前为止，他两百多种作品中仅有《中国伊朗编》和《中国篮子》被翻译成中文。
我本人写了朱希祖史学的文章。朱希祖是近现代学术史上几乎完全被遗忘的重要学者，他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学科课程体系的最早设计者，对国史编纂、档案整理、地方史志、文物调查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历史研究，从先秦一直到太平天国乃至民国初年，范围广涉历史研究的几乎所有分支学科。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者，《汲冢书考》迄今为止还是中国史学史最重要的一项研究成果。翟志成现在的胡适与钱穆的论文，是遵从翟先生最近的意见。7年前，我向翟先生求要的另一篇论文不能收入，我感到遗憾。那篇论文是关于胡适和冯友兰两本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显然就哲学史言，冯书超越了胡著。胡适是最宽容大度的人，然而在对待冯这个超越自己工作的成绩时，他的表现并不能坦然。徐雁平的文章与这套书的整体风格似略有不同，但中国文学史是中国人文学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雁平兄利用族谱作的家族史研究很富特色。
赖德霖贡献了两篇关于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论文。德霖兄是清华大学学建筑的工学博士，又是芝加哥大学的艺术史博士，由建筑设计师来写的建筑史是很可珍视的。李军关于沈从文的文章，时间跨度上已经超过了民国。李文对沈从文的思想的解读富有激情和启发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可以不说，不能胡说”的沈从文放弃文学，从事器物学研究。中国现代古器物学的建立，与一个仅仅接受过小学文化教育的文学家紧紧相连，这是我执意收入军兄文章的原因。我大学的启蒙老师程应镠先生可以说是沈从文晚年唯一的朋友。程先生上课经常说到沈从文，说他闭着眼睛摸一下瓷碗的底就知道是什么年代的，我当时听得一愣一愣。沈从文先生后半生的大部分日子不好过，但他以个人之力，几乎重建了现代中国的古器物学学科。
《民国学术的知识谱系》分“历史学”、“考古学”、“器物学与艺术史”三个部分。当然这些仅仅是民国人文学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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