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总第85辑）_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著_9787552031270

本书主要包括“鲁迅与传统文化”“纪念”“史料·辩证”“鲁迅同时代人研究”“特稿”“书评”“海外鲁研”“我与鲁迅”等主题。在这些主题下，计有20多篇相关研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国内最新最前沿的鲁迅研究状况。

编后
2019年9月7—8日，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策划的“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新泰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鲁迅研究会、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共新泰市委、新泰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新泰市委宣传部承办。本次会议论文集将由中共新泰市委宣传部负责出版，限于篇幅，本刊“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专栏所收文章是为其一部分，相关文章的摘要评论已经见于本辑“综述”栏一文。

《〈阿长与山海经〉：鲁迅的情感记忆及其结构》由鲁迅的情感记忆而谈道：鲁迅对阿长的感怀就具有上述两种情感激起。第一，鲁迅追忆儿童时期对阿长的直接体验与感受，是回忆往事伴生的情感激起，是过去时。第二，鲁迅在创作时对体验对象阿长的情感激起，是现在时。颇有新意，有继续探索的价值。这两年，对鲁迅小说文本的再研究成果颇丰，《“我”是谁——再谈〈孔乙己〉的主要人物“我”》详细探讨了《孔乙己》中的“我”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其中一例。《域外影响与鲁迅文艺生成的逻辑基点》以宏阔的角度分析了鲁迅文艺思想的域外资源，对以后的相似议题的研究有借鉴价值。《鲁迅小说〈明天〉与〈金瓶梅〉的互文性》对两个文本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对比，是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拂去80多年的历史尘埃，填补多项史学研究的空白——重现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长篇小说手稿〈隔离〉》是一篇很好的解读文章，详细介绍探究了《隔离》相关问题，这篇文稿目前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是否是杨之华的手稿，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专家论证。关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去年的《狂人日记》发表100周年纪念中发表有很多专题性的研究成果，《关于周氏兄弟的狂人与疯人书写——从〈狂人日记〉到〈真的疯人日记〉》将周氏兄弟放在一起考察，是去年成果的一个重要补充。《“常见书”中的于赓虞诗歌研究资料》以“常见书”这个概念重新审视已有的史料，对于以后的相关研究有参考价值。

本辑继续刊发《口述与笔谈》，裘士雄多年来一直关注绍兴乡土方面的资料汇集整理，对鲁迅的乡土文化背景的研究很具有价值，值得有志者开展相关研究。相模屋旧书店对于东京时期的周氏兄弟来说是一个重要机关，《周作人笔下的日本相模屋旧书店》梳理了相关材料，是进一步探讨鲁迅在日本时期文化接受的参考。《1930年代中国留日学生的演剧活动再考（续）》仍以详实的资料对中国留日学生的东京左翼活动进行探讨，这是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鲁迅〈题三义塔〉的创作原委再考——以泽村幸夫〈怀鲁迅〉为线索》以细致的资料考察，为我们进一步解开了“三义塔”事件相关问题，有利于今后的鲁迅与日本文化交流相关问题的探讨。

《馆藏美丽牌香烟挂历背后的历史信息》《鲁迅与绘图本〈山海经〉》都是以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馆藏作为探讨对象的，两文的视点都极有个性，引据详实，论述丰满，是为上海鲁迅纪念馆文物相关研究的新近成果。

《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与日本漫画〈阿Q正传〉的比较研究》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漫画《阿Q正传》，并将之与丰子恺作品相比较，是为近年来渐热的鲁迅相关视觉研究中比较研究的一个成果。《鲁迅〈图传〉〈画传〉诸版本的概览》概述了近年来鲁迅相关图传的出版物，对以后鲁迅图传类书籍的编写出版具有参考价值。《〈国民性十论〉与近现代中国的“国民性”话语——从香港三联版〈国民性十论〉中文译注本谈起》是富有个性的书评。

《上海鲁迅纪念馆观众问卷调查分析报告》可以说是上海鲁迅纪念馆观众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虽然调查所及仅限于上海鲁迅纪念馆内，但对于探讨鲁迅文化的大众化接受仍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对前期《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期刊》进行一点补充：所刊崔绍怀《〈野草·雪〉：诗人孤独体验的结晶》为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野草》研究史”（2018WTSCX149）。王初薇《“〈野草〉学”史论者的知止进退》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科学研究项目（17YJA751006）、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16XZW03）、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野草》研究史”（2018WTSCX149）、惠州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ZDXK1405)的阶段性成果。
编者
2019年12月

鲁迅的“反传统”与“传统”
董炳月
时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山东是孔圣人的家乡，新泰也曾出现在鲁迅笔下。所以，今天我们在新泰举办这次学术研讨会，意义特殊，意义重大。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非常好的题目。好在哪里？好在使用的概念是“古代文化”而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与“古代文化”——这两个概念的含义是有差异的。按照我的理解，前者伴随着某种价值判断，涉及主流与支流、正统与异端、中心与边缘等话语权问题，而后者是一种客观的、整体性的描述。“传统文化”应当是指在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传统，甚至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而“古代文化”则是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存在过的一切文化形态——即使其中的某些“文化”并未形成“传统”甚至已经消失。在文化转型期，例如在五四时期，“传统文化”往往因其正统性、保守性与新文化发生冲突，而“古代文化”则未必。“古代文化”作为一种自在之物，自足地、客观地存在着。所以，对于“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探讨，有更大的自由度。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这样能够避开文化权力、文化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从诸种具体的“古代文化”形态出发，客观地重新认识鲁迅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
我认为，对于鲁迅和五四时期的众多新文化倡导者来说，并不存在整体意义上的、均质性的、恒定的“传统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传统文化”总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文本、文化范畴体现出来的。因此，必须将其文化主张放到具体的语境中去认识，否则，我们的认识就会脱离实际、出现偏差。鲁迅的某些观念、言论，如果不结合具体语境来认识，就难免会觉得幼稚。例如著名的“弃医从文”，作为一般的文学主张来看，就是幼稚的、脱离现实的。现在，如果哪位青年人不满于现状，为了改造社会而倡导文学、将文学（诗歌小说之类）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那显然是选错了对象。就像鲁迅1920年代后期多次阐述的：“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两地书·十》）“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又有什么益处呢？”“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事实正是如此。在改造社会方面，快速有效的工具是火与剑、大炮。如果从非暴力的立场出发，拒绝火与剑、大炮，那么社会运动、政治、法律等等在改造社会方面都比文学更直接、更有效。但是，是否可以因此否定、蔑视鲁迅在仙台“弃医从文”时的文学观呢？当然不可以。那种功利性文学观是同时代的日本和中国普遍存在的,与中日两国“文”的传统有关，并且与两国共同面对的国家转型有关。青年鲁迅是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基于特殊的个人体验，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树立了自己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而且，文学在重塑“国民精神”方面确实能够发挥特殊的功能。

在认识鲁迅与中国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时候，尤其需要将相关言论放在具体的语境中做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以个别为普遍，否则就难免流于简单化。这里，我结合三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谈谈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是《狂人日记》中的“吃人”问题。这涉及如何看待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不久前，许多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解志熙先生的一篇论文。论文题目是《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认为中国传统家庭也有温暖、美好的一面，《狂人日记》“用‘吃人’二字指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与文明”，“过甚其辞,异常粗暴”。等等。我认为，这种批评看似有道理，但脱离了鲁迅“吃人”说的脉络和语境。确实，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提出了惊世骇俗的“吃人”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结合鲁迅的思想体系看，狂人的“吃人”观点是属于鲁迅本人的。鲁迅创作《狂人日记》七年之后，在杂文《灯下漫笔》说中明确阐述“吃人”思想，曰：“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进而呼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态度激烈而决绝。那么，是否可以因此说鲁迅整体性地否定了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乃至中国？不可以。修辞层面的问题不谈，从脉络和语境的角度看，鲁迅的“吃人”说是在其青年时代即怀有的“立人”“人国”思想的延长线上出现的。众所周知，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已经对“立人”“人国”做了充分、清晰的表述。“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等等。这种观念是鲁迅认识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立脚点、出发点。为了“立人”，建立“人国”，他势必关注、否定历史上、文化中固有的非人（“吃人”）因素。“吃人”说就是在这个脉络中提出的，基于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压迫提出的。在此意义上，鲁迅的“吃人”说与其说是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整体否定，不如说是一种导向性的历史认知方法，是一种基于明确价值取向的历史认知方法。换言之，鲁迅的“吃人”主要是相对化、工具性的历史认知方法，具有历史观的成分，却并非整体性的历史观。如果以中国传统家庭或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温暖面、光明面来否定鲁迅的“吃人”，那就将鲁迅的“吃人”一般化了。这是一种逻辑错位。事实上，即使是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阐述“立人”“人国”的时候，也并未全盘否定中国历史、中国传统。强调“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就是肯定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价值。如果将历史与文明全部否定，“固有之血脉”将无所依附，也无“古”可“复”。

第二个是“不看中国书”的问题。1925年，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中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是否可以根据此语认为鲁迅完全否定了“中国书”？不可以。理解鲁迅此语，要回到《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的语境以及具体表述。我们看看鲁迅的上下文。“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一语之前是这样一段话：“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而紧接“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一语的，则是这样一句话：“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种上下文的脉络表明，鲁迅是在书对人的影响关系之中选择阅读对象的。对于青年人，他不主张“沉静下去”，而是主张“与人生接触”“做点事”（即“行”），所以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本质上，这里谈的并非读书问题，而是人生态度、生活方式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行”的主张出发，即使是“外国书”也不过是促使人行动的媒介。换言之，将这种逻辑推演开去，“外国书”也会被工具化，会和“中国书”一样被“行”否定、超越。所以，不能简单地把鲁迅所谓“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看作对中国典籍、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

第三个问题是鲁迅的汉字否定论。诸位知道，上世纪30年代前期，鲁迅多次发表激烈的汉字否定论。在《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9月24日作）中说：“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出去阻碍传播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在《关于新文字》（1934年12月9日作）中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今天，如果把这些话作为一般的汉字改革主张来看，应当说是幼稚的、荒谬的。方块字依然在用，而中国社会已经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上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汉字为媒介、为工具、为存在形式的诸种文化也欣欣向荣。那么，鲁迅会那样简单、幼稚地否定汉字吗？这种否定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是回到文本自身，将鲁迅的汉字否定论置于具体的文脉、语境中来认识。《中国语文的新生》开宗明义，曰：“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更少。”这里强调的是“大家”（民众）。紧接着“牺牲掉旧文字”那段话的则是：“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强调的依然是“中国大众”。所以，《关于新文字》明确指出方块字与统治者“愚民政策”的关系，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发言。这种汉字否定论，与其说是一种语言学主张，不如说是一种阶级论观念，或者说是一种阶级论汉字观。在这种阶级论汉字观中，阶级意识比汉字观更重要。此种汉字否定论，起源于同一时期鲁迅的启蒙立场、阶级意识与大众化观念。即使是在纯粹语言学层面，后来汉字的简化、汉语拼音体系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鲁迅主张的合理性。

上述三个问题，放在具体的文脉、语境中看，即可看出其特殊性。显然，不能简单地将鲁迅的这类话语作为一般性、普遍性的观念来理解，即不能将其看作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伦理的全盘否定。而一旦全面地看鲁迅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关系，就会看到鲁迅的复杂性甚至两面性、二重性。就在写《中国语文的新生》的次日（1934年9月25日），鲁迅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是一种历史认识，并且明确涉及历史的相对性（“正史”的潜台词是“野史”）。主张“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鲁迅，自己买了、看了很多“中国书”。“中国书”对鲁迅的影响有多大，看看他日记中的书账，看看他的文章，就明白了。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课程，讲的也是“中国书”，他给挚友许寿裳的孩子开的阅读书目中也多“中国书”。鲁迅发表过否定方块字的言论，但他书写实践是通过汉字完成的，其思想、美学是借助汉字存在、传播的，其书法实践甚至证明着汉字在鲁迅心目中的“美”。这种种“自相矛盾”，呈现了鲁迅历史认识与文化价值观的多元性、复杂性，并且呈现着社会转型期中国知识人的“文化焦虑”。今年年初出版的《鲁迅与汉画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汉画像的巨大热情与高度评价，看到民国初年以来“反传统”的鲁迅的“传统面”，进而重新认识鲁迅与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关系，获得新知。

1907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下的“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一语，对于理解其思想观念具有结构性的意义。鲁迅后来的抄古碑，搜集汉画像，读古书，编印《北平笺谱》，拟写《中国文字变迁史》，都是在发现中国“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这种观念的延长线上进行的。不言而喻，“固有之血脉”与“古”，都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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