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与疼痛
王 干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山花》写作训练营的创办，丰一畛的文学之路会不会还在“黑暗中摸索”一段时间。《山花》写作训练营的创办，其实是受到《雨花》写作训练营的启发。2016年，时任江苏作协党组书记的韩松林找到我，希望我帮江苏青年作家的培养出些主意，因为在70年代之后，江苏作家出现了短暂的断层现象，80后、90后的青年作家好像有些难以为继。我当时建议，和《小说选刊》一起创办一个类似NBA夏令训练营那样的形式来培养作家。两人一拍即合，当即拍板创立《雨花》写作营，以新的方法来培养作家。
实践证明，《雨花》写作营的方式对青年作家的培养针对性强，实战性强，江苏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涌现了庞羽、房伟、汤成兰、杨莎莉等优秀小说家，贵州作协的领导一次开会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也主动联系我，创立了《山花》写作营。现在《山花》写作营已经连续办了三届，文体也从小说转向了诗歌、散文诸多方面。
丰一畛就是在第一届《山花》写作营上崭露头角的。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丰一畛喜欢戴一顶鸭舌帽，鸭舌帽给人感觉显得老成而沉着。他的形象在一群青年作家中显得有些过于沉稳，然后著名作家、《作品》的执行主编王十月在读到他的小说《后遗症》之后，当即表示，贵州青年作家有人才，
丰一畛的《后遗症》他们《作品》要发表。这对于丰一畛来说，可以说有点意外，我看到他发言时，显然有些木讷和紧张，这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是不应该的，说明他内心有波澜。
《后遗症》后来《作品》2018年第二期发表了，《小说选刊》2018年第三期也选载了。之后丰一畛又在《北京文学》《湖南文学》等刊物发表了一些作品，引起了贵州内外文学界人士的关注。现在中国作协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让我来写序，我也是很乐意的。
丰一畛的小说比较扎实，属于写实主义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传统的写实作家，沿袭的大致是“新写实”的路径。新写实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至今仍然具有生命力。“新写实”最大特点是对早期现代主义过于主观主义介入的个人主义情绪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传统现实主义那种不接地气宏大叙事的一种改良，他们往往以底层人物的视角为经，以底层人物的命运为纬，交织出日常生活的原生态图景。我们从丰一畛的小说创作中也能感受这一思潮依然活在今天的文学创作当中。
丰一畛的小说往往取材于他身边的人物和身边的故事，写现实生活给人物内心留下的种种“后遗症”。这种“后遗症”是一种疼痛，而往往是一种隐痛。《后遗症》写两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婚恋中微妙情感中的隐痛，《缙云山》写一个女大学生的生存的困惑和面对世俗的无奈，《我们的敌人》以家乡小镇的悬案来折射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迷茫。在《秘密》这篇小说中写小学生与老师“对立”的紧张关系，在冷静的叙述中隐含着无名的疼痛。这种疼痛在丰一畛小说里，是一个巨大的关键词，有时是正面的，有的则是隐秘的。在《缙云山》里写刘小丽的内心的苦痛，没有直接写感情内心的波澜，而是冷冷的白描：
退出半掩着的门，刘小丽不知是否该轻轻关上，她犹豫了下，还是关上了。办公楼的走廊狭长而阴暗，但她丝毫不想麻烦头顶那些古怪的声控灯，她快步迈进雨里，雨水熟稔，落在脸上钝钝的，如一把把小小的生锈的刀，生产着恰如其分的痛感。
刘小丽感到了痛感的存在，“雨水熟稔，落在脸上钝钝的，如一把把小小的生锈的刀，生产着恰如其分的痛感”，生活就像那把钝刀子吗？作家没有说，但刘小丽的感受里包含着作家的倾向。作家把小说集的名字取名为《缙云山》，或许刘小丽的疼痛是整个小说的一个指代，一个浓缩。
疼痛感是现代社会的人的一种难言的情感状态，和古典主义的大悲痛、大欢乐的价值观不一样，疼痛感细微而真实，但疼痛的根源往往像古典主义那样来自历史或道义的悖论，它来自人物内心的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它是心理对行为的不信任，也是行为对心理的不负责。现代人的困惑越来越被这种隐隐的刺痛所冒犯。
也许我夸大了丰一畛小说的哲学层面的内涵。一个小说家最好的状态是在小说中呈现生活和情感的原生态，而读者和评论家能够读出言外之意，则是小说家的最佳期待，尽管作家期待的什么，作家也不见得说得清楚。因而在这样的意义上，丰一畛的小说又不仅仅是“写实”能够概括的，他有很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元素。比如，在他的小说题目上，我就读到了卡佛的“结构”，这是他的致敬之举，但早在五年前，我就和一个和他同样迷恋卡佛的青年作家说过，卡佛的题目识辨度太强，而汉语的疑问句和英语的疑问句是两种不同的时态和情景，大可不必如此拘泥。
丰一畛正处于创作最好的年龄，三十出头的时候，是文学的黄金岁月，预祝他越写越好，淘出真正的“黄金”。
2020年6月26日定稿于润民居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