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报告文学年选_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何建明编_9787536090903

　　《2019中国报告文学年选》乃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
　　《2019中国报告文学年选》编选者精选2019年度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报告文学优秀作品，从中挑出16篇（有些篇章是节选）力作。这些作品涉猎甚广，不仅关乎当下或者当代、现代，还有钩沉那些似乎远去然而又难以忘却或者说是不可抹去的历史……

　　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是因为现在社会上对“报告文学”的认识很片面，也充满歧义，甚至包括一些贬义的看法，原因皆在于我们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事实上，许多写了很长时间报告文学的作家，对报告文学的学术概念和内涵的了解，同样很不到位，甚至是糊里糊涂。这就为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利。
　　作为文学“轻骑兵”的这一文体，曾经在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中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如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然而，这些年来，有不少人一提起“报告文学”就会摇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读到和看到的某些“报告文学”作品并非真正的报告文学，或者说他们至少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报告文学。
　　在笔者看来，导致当下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上所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我们长期以来在报告文学的学术“定义”上出了大问题。比如，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有关“报告文学”的名词解释为：“一种散文体裁。以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而成，兼有新闻报道特点。通讯、速写、特写等也可统称为报告文学。”《新华词典》则这样介绍：“是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兼有新闻和文学的特点的散文。”“是散文和特写的总和。”一看这样的“名词解释”，相信多数人就糊涂了。
　　确实，这种“权威学术”上的误解使得报告文学成为一块让人莫衷一是的“灰色地带”。西方学界通常把文学简要地分为两大类：虚构和非虚构，即像小说、戏剧和诗歌一类文体归类为“虚构”，其余的都统归为“非虚构”。这几年，“非虚构”在我国文学界蔚然成风。其实这也并非是一种什么新鲜的“文学现象”，而是我们自己把“报告文学”概念给弄得非驴非马所致。试想一下，假如有老师在课堂里教学生“报告文学是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的文体”，我想即使再有悟性的孩子也会不知所措，失去兴趣。期待以后重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时，能听听从事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和理论研究者的意见。
　　其二，“报告文学”是一种新兴文体，它诞生至今，仍处在流变和成长阶段，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中国人过去习惯将纪实性的作品称为“纪实文学”，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其中的经典范本，也是中国报告文学的“母体”，至今难以超越。而现代“报告文学”文体，是在20世纪初由一个叫基希的犹太作家创立的。这位生活在欧洲的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之后，“时常被有限的版面新闻影响，以至发誓要随心所欲地写”（基希语），因此他把深入革命现场的所见所闻，通过比新闻报道和通讯特写更有艺术化的手法，完成了他的一篇又一篇“文学特写体文章”。这就是“报告文学”最初的“萌芽”。基希的这种文体在报纸上发表后，比任何新闻报道更受读者欢迎，由此慢慢地诞生了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新文体。“报告文学”由此诞生。
　　基希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来过一次中国，推介过他的文体理论与实践经验，并且根据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秘密的中国》。当时正值中国知识分子探索寻求“中国出路向何方”的救国热，所以一批文学家通过各种文体形式，进行关于民族与个人自身的探求摸索。革命家与革命作家兼于一身的瞿秋白因为向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模式，他写下了《赤都心史》和《俄乡纪程》等作品；夏衍则根据自己在上海从事纺织工厂的革命罢工活动经历，写下了著名的《包身工》。这就是中国“报告文学”的诞生过程和具有范本意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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