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与中国：16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_钱林森著，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阎纯德编_9787507757743

　　《法国作家与中国：16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为列国汉学史书系之一。《法国作家与中国：16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是在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文化大背景中，以法国作家追寻“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为主线，系统地描述包括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及现代主义诸流派在中国流布的历史轨迹，并从接受理论的角度透视出中国人在西方文化潮流中拒受两难的真实心态。通过考察法国作家的故乡、故居和遗址，走访与他们相关的亲属、朋友及专家、学者，检索研究他们的著述和资料，从而揭示法国作家怎样了解中国，中国又怎样接受法国文学。

　　钱林森教授嘱我为《法国作家与中国-16世纪至20世纪80年代》的新版作序，我是既惶恐又欣快。惶恐自然因为钱教授是我的师辈，他开始开拓中法文学（化）交流史的疆土时，我还少不更事。而且时间在钱教授身上仿佛总是正面的，三十年的努力、三十年的积累，令我等慵懒之人在。晾叹之余只有钦佩。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钱教授的盛情邀约，不仅仅因为我是这本书初版的最早读者之一，更因为《法国作家与中国》在中法比较文学领域具有开山之作的意义。
　　谓之开山，并不只是基于对《法国作家与中国》初版时间的判断。关于时间，钱教授在后记中解释过，《法国作家与中国》这个研究课题的孕育，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中国还在经历又一次的翻译高潮，文学的、思想的。可恰恰因为还在经历中，纵然占得先机，却并不是一个好的治史的时间节点。这本书初版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对于外国文学的引进、翻译以及出版、传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直接导致了法国作家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该书并没有包含90年代以后极为复杂和纷繁的20多年。
　　所以，《法国作家与中国》的意义并不完全在时间上，对于今日的再版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建构是极为复杂的过程。而试图在比较的框架里去理解两种语言以及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将弥散在各个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角落中细碎的事实整合起来，呈现一种并非显性的，甚至有可能是假设性的逻辑。这个，或许是我在20多年前读到《法国作家与中国》时最大的收获。它关乎我对比较文学的“比较”二字的理解，也关乎我对学术领域中事实与建构的理解。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中法文学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一学术想象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极为流行。王晓明教授也在其早期的一篇文章《翻译的政治——从一个侧面看80年代的翻译运动》中说：“整个80年代，是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中国的社会现状，并为它重新确立发展方向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被译成中文的那些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包括文学作品，正构成了中国人重新感觉和思考现实的基本参照系，成为启发和引导他们的感觉和思考的重要因素”。这一判断在肯定了20世纪80年代这一次翻译高潮的价值的同时，也隐藏着另一个命题，那就是自现代以来，比较起中国文化和思想对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显然，我们更能看到的、更加能够证实的，是反方向的影响、反方向的运动。
　　《法国作家与中国》从研究的主题来说，显然是着重描述这一反向的运动。在“法国”和“中国”这两个地理维度中，作者选择依循“法国”文化和思想发展的时间脉络，从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到启蒙，再进入现代的大门；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一直勾勒到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和新小说。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这条主线是在其与另一个地理维度——中国——的关系中得到再现的。它要说的不仅仅是如果没有卢梭、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或是现代意义的小说可能会是别的面貌。还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语言文化的关系，也许，文艺复兴巨匠笔下的世界、伏尔泰的启蒙思想、雨果的人道主义等等也会有些许的改变，也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
　　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更显而易见，也更为我们所熟悉：从翻译，或者外国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是接受、抵抗与生成的历史。法国作家固然有法国作家的特殊之处，也逃不脱中国对于外国文学、文化、思想的接受环境。我们的确看到，尽管书中的法国作家可以上溯到文艺复兴，但在中国的接受基本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融入在大的“西方文化”的范畴内，沉淀有中国在语言文化发生激变的时期对外来文化因素的欲求。它和法国自身书写的文学、文化或者思想史有关，但绝不是法国自身书写的文学、文化或者思想史在中国的简单移译和介绍。因而才有拉伯雷在中国的“寂寥”，——借用昆德拉的评价，拉伯雷在法国小说史上也有被低估的倾向——才有雨果的“小说家”与“人道主义者”的形象；才有司汤达的忽“红”忽“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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