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用经典滋养灵魂
龚鹏程
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经典。经，指其所载之内容足以做为后世的纲维；典，谓其可为典范。因此它常被视为一切知识、价值观、世界观的依据或来源。早期只典守在神巫和大僚手上，后来则成为该民族累世传习、讽诵不辍的基本典籍。或称核心典籍，甚至是“圣书”。
佛经、圣经、古兰经等都是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文化总体上的经典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依此而发展出来的各个学门或学派，另有其专业上的经典，如墨家有其《墨经》。老子后学也将其书视为经，战国时便开始有人替它作传、作解。兵家则有其《武经七书》。算家亦有《周髀算经》等所谓《算经十书》。流衍所及，竟至喝酒有《酒经》，饮茶有《茶经》，下棋有《弈经》，相鹤相马相牛亦皆有经。此类支流稗末，固然不能与六经相比肩，但它各自代表了在它那一个领域中的核心知识地位，却是很显然的。
我国历代教育和社会文化，就是以六经为基础来发展的。直到清末废科举、立学堂以后才产生剧变。但当时新设的学堂虽仿洋制，却仍保留了读经课程，以示根本未隳。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才开始废除读经。接着，他主持北京大学时出现的“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发起对传统文化的攻击。趋势竟由废弃文言，提倡白话文学，一直走到深入的反传统中去。论调越来越激烈，行动越来越鲁莽。
台湾的教育、政治发展和社会文化意识，其实也一直以延续五四精神自居，以自由、民主、科学为号召。故其反传统气氛，及其体现于教育结构中者，与当时大陆不过程度略异而已，仅是社会中还遗存着若干传统社会的礼俗及观念罢了。后来，台湾朝野才惕然憬醒，开始提倡文化复兴运动，在学校课程中增加了经典的内容。但不叫读经，乃是摘选《四书》为《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以为补充。另成立文化复兴委员会，开始做经典的白话注释，向社会推广。
文化复兴运动之功过，诚乎难言，此处也不必细说，总之是虽调整了西化的方向及反传统的势能，但对社会普遍民众的文化意识，还没能起到警醒的作用；了解传统、阅读经典，也还没成为风气或行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高信疆、柯元馨夫妇接掌了当时台湾第一大报中国时报的副刊与出版社编务，针对这个现象，遂策划了《中国历代经典宝库》这一大套书。精选影响国人最为深远的典籍，包括了六经及诸子、文艺各领域的经典，遍邀名家为之疏解，并附录原文以供参照，一时朝野震动，风气丕变。
其所以震动社会，原因一是典籍选得精切。不蔓不枝，能体现传统文化的基本匡廓。二是体例确实。经典篇幅广狭不一、深浅悬隔，如《资治通鉴》那么庞大，《尚书》那么深奥，它们跟小说戏曲是截然不同的。如何在一套书里，用类似的体例来处理，很可以看出编辑人的功力。三是作者群涵盖了几乎全台湾的学术菁英，群策群力，全面动员。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四，编审严格。大部丛书，作者庞杂，集稿统稿就十分重要，否则便会出现良莠不齐之现象。这套书虽广征名家撰作，但在审定正讹、统一文字风格方面，确乎花了极大气力。再加上撰稿人都把这套书当成是写给自己子弟看的传家宝，写得特别矜慎，成绩当然非其他的书所能比。五，当时高信疆夫妇利用报社传播之便，将出版与报纸媒体做了最好、最彻底的结合，使得这套书成了家喻户晓、众所翘盼的文化甘霖，人人都想一沾法雨。六，当时出版采用豪华的小牛皮烫金装帧，精美大方，辅以雕花木柜。虽所费不赀，却是经济刚刚腾飞时一个中产家庭最好的文化陈设，书香家庭的想象，由此开始落实。许多家庭乃因买进这套书，而仿佛种下了诗礼传家的根。
高先生综理编务，辅佐实际的是周安托兄。两君都是诗人，且侠情肝胆照人。中华文化复起、国魂再振、民气方舒，则是他们的理想，因此编这套书，似乎就是一场织梦之旅，号称传承经典，实则意拟宏开未来。
我很幸运，也曾参与到这一场歌唱青春的行列中，去贡献微末。先是与林明峪共同参与黄庆萱老师改写《西游记》的工作，继而再协助安托统稿，推敲是非、斟酌文辞。对整套书说不上有什么助益，自己倒是收获良多。
书成之后，好评如潮，数十年来一再改版翻印，直到现在。经典常读常新，当时对经典的现代解读目前也仍未过时，依旧在散光发热，滋养民族新一代的灵魂。只不过光阴毕竟可畏，安托与信疆俱已逝去，来不及看到他们播下的种子继续发芽生长了。
当年参与这套书的人很多，我仅是其中一员小将。聊述战场，回思天宝，所见不过如此，其实说不清楚它的实况。但这个小侧写，或许有助于今日阅读这套书的大陆青年理解该书的价值与出版经纬，是为序。
【导读】士人精神的漂泊
杨昌年
吴敬梓［清圣祖康熙四十年（1701 年）—清高宗乾隆十九年（1754 年）］的杰作《儒林外史》，自清乾隆中叶问世迄今，风行海内外二百多年，被许为讽刺小说中的巅峰之作。笔者承邀改写，愿在卷首先列赏析要点，以供我广大的读者参考。
（一）当代批判
《儒林外史》（以下简称《外史》）假托明代，其实却是作者身处的清初康雍干三代。虽被称为盛世，其实名不副实，败坏已然萌生。政治上的斗争（雍正朝满汉大臣结党对立），官吏贪腐（甘肃官吏侵吞粮款，牵连七十人，被戮三十人），贿赂风行（安庆府书办向鲍文卿许贿向府尊说情），赏罚不公（汤奏立功反被连降三级，萧云仙开渠利民反要鬻产赔款），贫富悬殊（盐商一年娶七八个妾，贫农无力葬父迫得自杀，做官的知县一年不下万金，教馆的文士只有十二刃），文字狱钳制，思想不得自由（卢信侯私藏抄本《方舆纪要》，狱案十年，父死家破）。综上所述，再加上社会风气卑劣败坏，现实势利的世风观念，与风俗人情的浇薄互为表里，导致社会风气全面败坏趋下。如此令人恫然的时代实质，实早已种下日后痈毒溃决，终无转机衰世亡国的因素。
（二）科举毒害与礼教杀人
这是作者最为痛恨的意识重点。八股文取士，士人只知揣摩经书，其他一概不知，学识囿限，以至于当上学台的范进竟然不知苏轼是谁，如此固陋何能去任官治理？再说科场选才弊恶多端，如匡超人当枪手替考。而士人的中与不中全凭考官的主观，如篇中的“周进取范进”，那又老又穷的周进一旦当上了考官，立意要留心提拔老贫，及至见到范进立刻眼睛一亮，“这不就是当年的我吗？”所以说当两人初见之时，范进就已经中了，文章好不好并不重要。更不公的是周学道当下“就填了第一名”，可那时众考生的阅卷程序还未开始，谁能保证其他卷中就没有比范进更好的？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痛心疾首呐喊反对的“礼教杀人”，在《外史》中发现令人惊心动魄的“王三姑娘之死”。三姑娘夫死无子，立意殉死，禀告老父老秀才王玉辉。这位“腐儒”想到“烈女之父”的令名与“贞洁牌坊”的辉煌，心中暗喜，昧着良心口头赞许。三姑娘生前默默无名，死后轰动全城，大小官员忙着来祭悼。请旌表、立牌坊，设宴来“庆祝一位烈女的产生”，邀请王秀才来赴宴，可能是要他即席发表“如何逼死女儿使能青史留名”的宏论。总算这腐儒不曾出席，《外史》作者以不忍人之心写出了他的悔吝：“为什么不要一个活生生的女儿，而要一座冷冰冰的贞节牌坊”，只是女儿已死，醒悟已迟，大错已无可挽回。
儒家学术是为我华族文化的骨干，原本是合理而自然的，只怪在二千余年的递嬗过程中，众多的陋儒、腐儒们曲解经义，浸成为戕贼人性、杀人不见血的凶器。时至当代，那些噩梦虽已过去遥远，但在回顾之时，仍然使我们愤惋难平。为什么会有如此毒害的发生？又为什么任它横行荼毒那么长久？
（三）士人精神的漂泊
诚如乐蘅军教授以“世纪的漂泊者”论《外史》群像（见乐著《古典小说散论》）。士人（读书人）本是社会的中坚，如今在恶劣的世风中不能守正，竟然精神漂泊，行为失格。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斯诚为著者吴敬梓衷心之大痛。对于士人的不学无品，名士们的虚伪造作，清客们的招摇撞骗，《外史》文本在此着力揭露反讽：抽样如杜慎卿的水仙症（顾影自怜）与大头症（人赞诗赋考试列为首卷，他还要再自抬身价，说是适逢有恙，进场以药物自随）。古道热肠的马二先生原来是个陋儒，游西湖一路吃过去又一路吃回来，湖光山色，自然意蕴全不理会。余大先生在无为州收贿私和人命。小气财神严监生临死还惦念着减芯省油。杨执中的沽名钓誉，权勿用的诈术欺蒙，匡超人的前恭后倨（狂妄自称先儒匡子），等而下之的还有梅玖忝颜无耻的自吹与捧人，牛浦郎的冒名顶替，以及严贡生的排场扮戏，目的只为了耍赖不付船银。
如今，既然我辈士人仍然是社会的中坚，阅读《外史》，是否该从这一面“士人之镜”中去照见自己，省思检讨自身，前车之迹宛然在目，今世的我们委实是不能再重蹈的了！
（四）礼、乐治世的理想
儒家设计的“礼”“乐”治世，简言之：“礼”就是“不成文法”，重在养成国人合宜的言行习惯。而“乐以中和”，正也就是陶冶人性的良方。这二者若能普遍实施，效应当是能积极地消弭犯罪于事先，它的自然与理想，当然更胜法治的消极制裁于事后。吴敬梓眷恋儒家的至善社会，礼乐治世。在《外史》中大力宣扬他“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复古主张。南京雨花台有明代所建的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先贤，年久荒废，友人迟衡山倡议整修为泰伯祠（泰伯，周太王长子，有弟仲雍、季历。季历之子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泰伯因知太王欲立季历而传姬昌，就偕弟仲雍南奔，断发文身，礼让季历。荆蛮之人钦敬，相从者千余家，立为吴太伯，是为孝悌至德的标准人物），敬梓响应，卖掉安徽全椒的祖产老屋来促成盛事。用意即在启示世人，立身行事，追怀效法先贤，忮求纠改现实虚妄的人心风气。可惜的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篇中结尾，盖宽崔护重来，当年的贤人名士都已不在，泰伯祠又再度荒芜了。
看起来吴敬梓的理想似是迂阔难行，但由乐理与不成文法的已见成效来看，一定就是可行的根本解决之道，我们殷切希望，现代的法治能与古代的礼乐精神糅合，以期相辅相成，达成完善理想。
（五）艺术价值与版本考订
有清一代的写实小说发展蓬勃，如晚清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但因作者主观的憎恶明显，反使读者们的感染减弱，只能归之于“谴责小说”之流，未若《外史》能以客观、自然的叙事，作者的冷静客观，翻能使得读者们激动难安，收效宏大。
《外史》启示士人必要讲求文（道艺）、行（品德）、出处（出仕隐退应合理合义），特别推崇平民高洁人物（篇首的王冕、篇中的鲍文卿、凤四老爹、篇末的四客），强调“做人”比“做官”重要，学问可贵，适性的生活更可贵。“人格”比“富贵”更重要。《外史》的不朽价值就在于它具备的现代感，它对人生的切剖与人性的透视真实鲜活，人物性行的缺失常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缺失，它所显示的社会部分就是现代社会的写照，而它所启示的人生理想，正是我们现代人迫切需要的指南针。它，就是这样一本宣告人性尊严、促使人性向善、实现正确理想的好书。
而《外史》流传二百余年，版本多误，不可不慎。如五十六回本末回“幽榜”（篇中人物不分贤愚全部上榜，当是迷恋科举旧梦，陋儒的妄作）。六十回本增列沈琼枝后嫁盐商，僧房借种，破坏了作者特别揄扬巾帼英雄的形象，迷信猥亵，狗尾续貂当是无聊文人的东施效颦。《外史》阅读，由平民人物王冕始至“添四客叙往思来”的韵文出现，首尾结构明晰，原本就已无须加添。时报出版公司推出《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笔者应邀改写《外史》，自忖从事文学教育，多年致力于协助学生们认知，强化自我，改写宣扬《外史》意识与我的夙志相合。套书屡经再版，相信它的广度与深度，必能对现代所有读者们，提供启发，引导的助益。
【改写原则】
一、本书根据三民书局 1973 年 6 月初版的《儒林外史》（缪天华校订）改写。
二、将全书三十六万字篇幅中不重要的情节及叙述、描写、对话繁冗处，予以删略，精简浓缩成十五万字左右。
三、取材以不违作者原意，不遗漏重要情节为准。
四、将原本情节跳脱处，重新安排连接，使能贯连，系统明晰。
五、对话及词语，如系当时活用，现代较难了解者，改以现代语法、词汇表现。
六、回目另行设计，以章节方式处理。
七、有关特殊语词（名词、地名、官职等），均在各章篇后加注，或就今古不同处说明，难念字并加注音。
八、各章之后，并加笔者的批评分析，揭示改写之意识重点，俾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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