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文明的演进_徐大建著_9787208163324

本书首先对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渊源和发展做了一个简明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考察，其次试图通过批判性考察对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本书力图以经济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演变作为论述的主线，以此选择西方历史上一些主要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作为论述对象，系统性地阐述他们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之进行一些批判，最后对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得出一些借鉴性的结论。

本书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首先弄清楚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及其变化形式，聚焦形成研究的逻辑主线；其次根据这些基本问题的历史演变，选择与其密切相关的有代表性的著名经济学—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哲学家的主要著作及相关文献，对他们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分析梳理；最后围绕基本的经济伦理问题，对西方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批判性总结，得出自己的结论。

按照以上的思路和方法，本书首先在第1章根据现有的伦理学和经济伦理研究内容，从逻辑上分析确定了伦理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第一篇由第2、3章构成，探讨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文化渊源和萌芽，以公平正义为核心概念，以经济正义为基本问题，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等人为代表人物，论述古希腊和中世纪基督教的经济伦理思想。第二篇由第4、5、6三章构成，探讨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兴起，以自由平等和经济效率为核心概念，以经济活动的目的选择为核心问题，以休谟、斯密和穆勒等人为代表人物，论述市场经济社会的兴起和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伦理框架。第三篇由第7、8、9三章构成，探讨现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以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为核心概念，以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为基本问题，以罗尔斯、科斯、阿玛蒂亚森等人为代表人物，论述经济活动的公平正义原则及其与经济效率原则的关系。第四篇由第10、11、12三章构成，进一步探讨现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发展，以经济效率和公平正义为核心概念，以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法律传统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马克思、韦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人物，论述经济效率、公平正义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第五篇由第13、14、15三章构成，对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纵观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演变，可以看出，贯穿于经济伦理基本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的关系，亦即对不同公平正义的选择问题。

适读人群：伦理学、经济学和经济伦理专业的研究者和学生

《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经济的伦理内涵与社会文明的演进》力图对国内外比较欠缺的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作一个简要的、较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和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对经济伦理问题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

第一，关于经济伦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及其逻辑结构，本书认为，它们表现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依次从不同的学科视野对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的不同看待，由“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或经济效率问题以及相关的人性基础问题”、“效率与公平的评价关系问题”与“效率与公平的事实关系问题”等三个基本问题共同构成，其他各种更为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如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评价问题、工商活动的伦理准则，伦理道德对经济发展的价值问题等等，都能够从这些问题构成的逻辑框架中衍生出来。

第二，关于经济伦理基本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案，本书认为：（1）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是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率，这是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原则，并且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各种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道德规范。（2）虽然经济活动的基本伦理原则是有效的生产活动，并表现为各种有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道德规范，但有效的生产活动离不开财富的合理分配，社会经济效率离不开公平正义，因此经济活动领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又要超越社会经济效率，涉及社会正义，于是就会在经济伦理领域中产生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的复杂矛盾。在经济伦理领域中将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统一起来的途径应当是，从各种不同的社会正义方案中选择与经济效率相一致的社会正义方案。（3）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目的或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是一个伦理冲突问题，这一伦理冲突问题虽然可以通过价值关系的逻辑分析得出某种解决方案，但这样的解决方案需要用有关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法律传统之间事实关系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加以验证。

第三，关于经济伦理基本问题解决方案的方法论原则。本书认为，贯穿经济伦理基本问题的核心问题乃是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的关系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1）既要考虑个人私利与社会公益的矛盾问题，又要考虑两种不同社会利益的伦理冲突问题；（2）既要运用道德评价的方法，又要运用科学描述的方法来验证道德评价的结果；（3）理论只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框架，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唯有依靠实践。

导论

本书的任务，首先是对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渊源和发展做一个简明的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考察，其次是试图通过批判性考察对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因此，本书虽然属于思想史研究，其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为了这一目的，本书力图以经济伦理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演变作为论述的主线，以此来选择西方历史上一些主要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作为论述对象，系统性地阐述他们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之进行一些批判，最后对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得出一些借鉴性的结论，从而避免让本书成为一本既缺乏理论框架又缺乏研究结论的杂乱无章的经济伦理思想史资料汇编。笔者相信，任何科学研究都应当坚持问题导向，其最终目的都应当是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描述事实，思想史研究的目的同样应当是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了解历史上某些著名学者的思想。

一

笔者进行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首要原因，是许多专业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囿于学科界限并不了解经济伦理问题的意义，乃至对经济伦理研究不屑一顾，有个别经济学家曾公开声称，经济学家关注伦理问题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参阅樊纲：《“不道德”的经济学》，载《读书》1998年第6期；以及此后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经济与伦理关系的争论文章。但不可否认，经济伦理研究作为一种涉及伦理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哲学和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不仅对经济学逻辑架构和发展方向的解析、对经济制度伦理基础和工商企业社会责任的阐明，而且对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走向的启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要弄明白经济伦理的基本问题及其意义，还必须对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研究。经济伦理问题及其思想发展史尽管不需要大量技术型专家进行研究，但的确值得少数跨学科研究者为此付出努力。

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基本问题，是经济活动的目的选择问题。这个基本问题首先是社会目的的选择，也即社会经济成就判断标准的选择，属于经济学的伦理框架问题。

经济学近年来已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一切发展的基础，社会繁荣已成为人类追求的主流价值，“发展是硬道理”和“落后就要挨打”使人感到，以经济活动为主题的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由于大量地使用数学，已成为社会科学中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科学，经济学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形成了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因此，无论是否有人宣称经济学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与伦理无关，客观上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经济发展。

现代经济学家往往主张，经济学只是一门描述性的实证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不关心目的，只关心目的与稀缺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无论达到什么目的（物质的或精神的），表达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经济学范畴，如需求、稀缺、地租、时间、价格等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参阅［英］莱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朱泱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28页（以下引用只注明作者、书名和页码，全书同）。简而言之，“目的本身并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技术与社会环境也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些事物本身，而是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同上书，第36页。。这种主张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但经济学家的任务却不只是描述人类各种经济行为相互之间及其与技术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根据这些客观的因果关系向世人提出明智的建议或政策来指导人的行为。经济学如果只能进行事实描述而不能进而据以指导人的行为，那么很可能就根本不会产生，更不必提它是否会继续存在下去了。然而，任何政策建议都必然包含着对于行为目的的选择。正如豪斯曼所说：

当经济学家被征询达成某些目标的“纯技术”的建议之时，很少会得到一个纯技术的问题。比如，当被问及“如何控制财政赤字”的时候，经济学家需要知道政策制定者的其他目标，以及他在各种目标之间如何权衡。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不得不依赖自己的某些价值观来填补这个缺口。当经济学家选择研究课题时，也存在相似的问题。经济学家的道德责任感常常引导着新的研究路线。并非巧合的是，认同社会主义理想的经济学家会作出一个剥削模型，而支持“政府干预市场最小化”的经济学家会研究产权的划分如何使市场自身解决诸如外部性（例如污染）等等问题。如果经济学家们拒绝关注伦理问题，那么他们将不会知道应该提出什么问题。［美］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页。

进而言之，任何科学的描述都是有目的有选择性的，没有目的，人们甚至不知道要去描述什么。一般而言，经济学的目的是要探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人们搞经济学，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这种目的的选择构成了经济学的基础并指明了经济研究的方向，它的答案变化会导致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发生变化，拓宽经济学研究领域；一方面，它指引着实证经济学的描述内容和因果关系研究；另一方面，人们又根据它来利用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提出各种经济政策，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政策建议，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因此，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这一问题，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否符合我们的追求目的、从而能否为我们的目的服务来说，具有基础性和方向性的理论意义。

经济活动的目的选择问题还涉及个人目的的选择，它也可称之为经济行为的动机或人性基础问题，同样属于经济学的伦理框架问题。

虽然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或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发展社会经济，但经济行为的主体却是个人，而个人的行为必定有其自己的动机或目的。为了指导个人的经济行为，经济学研究还必须考虑经济行为的个人动机或目的的选择：经济行为的个人动机或目的应当是什么？其一，这种目的选择能否使其成为行为的动力或是否合乎人性？其二，这种目的选择能否使其与经济行为的社会目的相一致？归根结底，经济行为的个人动机与社会目的两者之间能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不可能，则整个经济学研究就无指导意义。

现代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选择了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将其当作不证自明的公理或外生变量，并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前提。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人视为完全的理性人，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和权衡无需成本，这样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虽然与经济行为的社会目的相一致，却并不现实，所以对经济行为的指导并无多大意义。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人视为有限的理性人，不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和权衡需要耗费大量成本，这样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虽然能够解决行为动力问题，却因为符合现实中出现的大量机会主义行为而与经济行为的社会目的相冲突，从而其研究重点在于激励约束机制或制度的设计。由此可见，经济行为的个人目的选择是经济学的理论推演基础，对它的批判研究会直接影响经济学的逻辑架构，个人经济行为目的的选择同样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和指导作用。

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二个基本问题，是经济领域中的道德规范和利益分配问题：应当奉行什么公平正义原则。这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伦理问题，也是政治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之一，产生于现实中经济行为的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的矛盾。

现实的人性非常复杂，既有善的东西，也有恶的东西，因而现实中充满了利益冲突。在政治领域中，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产生了公平正义这一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的基本伦理问题。在经济领域中，由于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的理性经济人，同样也存在着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经济行为的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发生冲突，由此产生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伦理问题。有些经济学家主张以多次博弈来替代政府管制，强调信誉是多次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这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其前提是所有的人都是智慧人或能从长远眼光看问题，如西方自然法契约论哲学强调的“理性”行为。然而现实中的人往往眼光短浅，甚至没有任何敬畏心理，为所欲为，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博弈的结果往往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讲道德，最后导致社会崩溃，这是为什么需要政府管制的根本理由。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来讨论公平正义的。政治哲学倡导公平正义，最终目的是为了社会和谐，而政治经济学倡导公平正义，其最终目的却不是为了社会和谐，而是通过社会和谐发展经济，达到经济繁荣。因此，政治哲学在探讨公平正义时，不一定需要探讨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而政治经济学探讨公平正义，其重点却在于探讨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并且倾向于将公平正义归结为经济效率。

经济学家在涉及公平正义问题时，出于经济发展或经济效率的最终目的，往往把这个问题排除在经济学领域之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是经济学探讨的问题，或者将公平正义归结为经济效率，把经济效率作为衡量公平正义的标准。前者如弗里德曼，他认为，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主要不是关于目标或结果的争论，而是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社会总体富裕的争论，至于社会财富应当如何分配，那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参阅［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胡雪峰、武玉宁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　9、　10章。后者如制度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派虽然提出了信息不全、机会主义行为、交易费用、防止欺诈和激励约束制度等问题，但他们仍然只从经济效率和规则公平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公平正义归结为经济效率。

然而，公平正义是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效率的。其一，公平正义属于合理的分配问题，经济效率属于有效的生产问题，两者虽然密切相关，却不是同一个问题；公平正义虽然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却不是经济效率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经济效率固然蕴含着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却不一定导致经济效率。其二，经济学家之所以把公平正义归结为经济效率，是因为他们把经济效率视为最终目的，由此把公平正义仅仅视为规则公平，无视市场的不确定性、天灾人祸和家庭出身对结果公平造成的影响；但无视公平正义与经济效率的矛盾，不考虑结果公平或贫富悬殊，是不能真正解决效率问题的。

因此，尽管经济活动的社会目的是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但由于经济活动充满了利益冲突，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公平正义原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效率原则，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便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制定经济政策时必定面临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之行为目的或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我们不可能仅凭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经济效率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这个问题说明了，我们在进行经济活动和制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行为目的或价值取向的冲突与选择，它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和行为道德原则，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规范等问题，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指导意义。

经济伦理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三个基本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与道德法律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层面上探讨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属于经济社会学中的描述伦理学问题。

正如上文指出，经济学中经济行为的个人目的与社会目的的矛盾，引出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中经济行为的激励约束或公平正义问题，但我们在经济活动中制定激励约束制度和经济政策时，无法仅仅以社会繁荣或经济效率为价值导向，而必须同时考虑到公平正义原则，考虑到行为目的或价值取向的冲突与选择。为了解决目的选择或价值取向的矛盾，仅仅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层面上分析梳理公平正义的本质及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入经济社会学领域，从事实层面上弄清楚道德法律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公平正义和经济效率虽然是两个评价概念，但它们同时也含有描述性的意义，公平正义的现实表现或描述意义是道德法律传统，经济效率的现实表现或描述意义则是社会经济发展。唯有当我们搞清楚了道德法律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或相互作用，我们才能一方面真正弄清楚公平正义和经济效率的伦理矛盾关系，另一方面在制定社会经济政策时充分理解两者的复杂关系，根据我们的价值取向和客观规律制定全面合理的制度和政策。

这种研究不仅对于我们探索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和行为道德原则，以及为了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应当如何发展文化和伦理等问题，具有基础性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对我们应当如何评价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其他价值目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来发展经济，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综上所述，经济伦理研究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不过，由于对任何一门学科的充分了解都离不开对其思想史的批判性考察，经济伦理这一跨学科研究也不例外，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便具有双重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光充分了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了解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判和借鉴，从经济活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学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入手，探讨解决各种重大的经济伦理理论问题。从其实践意义来看，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诚信普遍缺失、贫富悬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合理解决，都不仅需要坚实的实证研究，也需要系统的理论指导，这就需要进行上述意义上的经济伦理研究；在当前中国的发展或崛起中，世人关注的主要是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这并不错，但我们确实也要看到，经济发展需要很多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文化传统及其核心伦理道德，没有适合于经济发展的伦理道德，必定会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阻碍，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如何推行中国的市场经济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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