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观音图像研究_陈爱峰著，吐鲁番学研究院编_9787532597093

　　该书是作者长年在吐鲁番进行野外石窟调查的基础上写就的，将高昌回鹘时期的观音图像分为三期、五种组合与两大信仰体系，这一结论可以进一步作为高昌回鹘佛教艺术分期的参考和观察其艺术变迁的窗口。同时，该书还对观音图像的题材、内容和绘画风格进行详细的辨识与考证，创获甚多。此外，作者将艺术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的观念引入，并作了尝试性探讨，为高昌佛教艺术的专题研究作出一个很好的示范。

　　陈爱峰的博士论文《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观音图像研究》经过修改之后即将付梓，索序于我，但一般而言，导师作序最为合适，因为导师最了解研究情况，因此起初未予应允。但不久爱峰又说已与导师沟通云云，数辞不获已，只好勉力为之。不过细想起来，我跟这篇论文还是有些缘分的，在论文写作后期，爱峰曾与我交换过意见，毕业时又受邀参加他的论文答辩，这大概是因为爱峰和他的导师冻国栋先生觉得我对观音图像和高昌佛教都有些研究的缘故吧。正是上述缘分，我对这篇论文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所周知，随着近世吐鲁番地区古代佛教经典写卷和佛教寺院、僧团关系文书的大量出土，高昌佛教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特别是在高昌佛教史和佛教社会史方面。但相形之下，高昌佛教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十分突出，除少量专题研究（包括德、日、中、韩等国学者对柏孜克里克石窟“誓愿画”的探讨，日本学者对吐峪沟石窟禅观图像的研究等）外，以“概述”、“概论”性文字为主。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由于石窟寺以外的图像资料相对较少，以往高昌佛教艺术的研究主要依托于以吐峪沟石窟和柏孜克里克干佛洞为中心的石窟寺遗存，但这些石窟均损毁严重，因而高昌佛教艺术的研究高度依赖于该地区石窟考古工作的进展，而该地区的石窟考古工作又进展缓慢；二是即使十分有限的石窟寺以外的图像资料也大多流散海外，长期难以获得；三是相对于西域地区石窟寺的代表龟兹石窟和声名遐迩的敦煌石窟而言，居于这两大石窟群之间的高昌石窟无论规模还是代表性、保存情况等都远不及这两大石窟群，因而地位有些尴尬，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一、二两点成为制约高昌佛教艺术研究的客观因素，第三点则是制约高昌佛教艺术研究的主观因素。
　　时至今日，是到了重新评估高昌佛教艺术的价值的时候了。依笔者管见，正是由于高昌地处敦煌与龟兹之间，从而成为龟兹艺术东渐和敦煌艺术西渐的中间站，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研究西域佛教艺术对内地的影响，还是研究内地佛教艺术的回传两域，都绕不开高昌故地。笔者近年曾考察过唐代干手干眼观音图像粉本回流西域的情况，对此深有体会。此外，高昌佛教艺术中的回鹘佛教艺术是现世所见回鹘佛教艺术最为集中的呈现，因而高昌是回鹘佛教艺术的集大成之地。仅以上二端，已足以说明高昌佛教艺术的独特价值了。可喜的是，近年来研究高昌佛教艺术的大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一是当地的石窟考古工作有了明显的推进，二是流散海外的高昌佛教图像资料（特别是德藏吐鲁番艺术品）通过机构合作的方式逐渐开放。这为高昌佛教艺术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当然，我认为，现阶段对高昌佛教艺术进行综合研究的时机尚不成熟，应该以时下的考古工作和以往所获考古材料为依托，首先扎实展开专题研究。本书以高昌回鹘时期的观音图像为研究对象颇合这一理路，而上述大环境的改善则为该专题研究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前提性保障。
　　爱峰硕士阶段，师从杨富学先生习研回鹘史、西夏史，兼及回鹘、西夏佛教；博士阶段又因某种因缘，得入我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重镇和敦煌吐鲁番学研究重镇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师从冻国栋先生学习隋唐五代史，在读期间又先后得到陈国灿、刘安志等先生的点拨指教，因而接受了更为严格的史学训练和吐鲁番学训练。这些学术训练背景为他从事该项专题研究提供了较好的个人素质保证。
　　依笔者所见，本书是目前所见高昌回鹘观音图像资料最全面的搜集与整理，也是学界首次对高昌佛教艺术中的观音图像进行专题研究。
　　本书将高昌回鹘时期的观音图像分为三期，第一期为9世纪中期至10世纪末，第二期为11世纪至12世纪，第三期为13世纪至14世纪，并详细提供了各期分期的图像风格依据和历史背景依据，因此分期的结论较为可信。其实这一分期结论可以进一步作为高昌回鹘佛教艺术分期的参考，因为这些观音图像资料完全可以作为观察高昌回鹘佛教艺术变迁的窗口。
　　由于以往高昌回鹘时期的观音图像缺乏基础研究，对题材的考证、对图像内容的辨识以及对造像性质的判定等应当是研究的首要选项，因此上述内容占据了论文相当的篇幅，而且创获甚多。如对柏孜克里克第14、41窟《干手干眼观音经变》中的“十五善生”和“不受十五种恶死”以及第40窟《如意轮观音经变》中的“十大明王”、“山林禅观”、“心月轮”、“释迦与弥陀组合”等内容的辨识；再如对《六字观音经变》和《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的辨识等。此外，作者还注意到石窟中的《观音经变》与其他图像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了高昌回鹘时期《观音经变》的五种组合关系。这种做法具有方法论意义，因为石窟图像的研究必须作“整体观”。最后，作者将艺术史“以图证史”、“以图补史”的观念引入，并作了尝试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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