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族”“我乡”的族性书写——壮族诗人农冠品创作研究_农丽婵著_9787513069076

　　本书以农冠品诗歌的族性写作为研究个案，通过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农冠品诗歌族性写作的维度、书写技巧及相关语境进行分析，深入地挖掘农冠品诗歌作品的族性内涵和书写特征，以期揭示文学族性叙述与民族建设、文学语境之间的深层关系。本书为相关的研究话题提供若干学理思考，对今后相关话题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族性与族体、族群、种族、民族等都是民族学的基本概念。族性是构成族群、民族等族类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如认同、血统、语言、传统文化、祖籍地、宗教、种族等。研究认为，“族性”是一种动态的经过长久构建的文化现象，它主要指族群集团的性质和特点，主要包括：体质特征、心理特征、地理起源、经济方式、宗教、语言、文化，甚至饮食、居所的外部特点等。族性不仅包括外在的因素，如族群语言、体质特征、文化、经济等，还包括内在的因素，如族群成员的心理特征、地域想象和族性认知等。自族类共同体诞生以来,族性便是富于变化的。对其变动机制的理论解释主要分为四种:强调内部识别的认同理论,强调外部交往的接触理论,强调内部关系的民族国家理论和强调外来影响的现代性理论。综合把握四种不同的解释路径及其内部理论流派的具体差异,有助于增进对族性变化和当下民族问题的理解。
近年来，族性研究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话题之一，文学方面的研究则涉及到族性写作等问题。民族作家的族性写作是一个以身份建构为书写核心，对民族身份进行表述和展现的极其纷繁复杂的文学书写过程，而身份建构又是一个被“他者”叙述话语裹挟的极其复杂的文学叙述过程，其写作语境受民族国家建设进程的制约。广西壮族自治区有11个世居少数民族，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族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壮族与汉族文化交流频繁，交融甚多。长期以来，各族群众和学界对壮族的民族特点问题争议颇多，尤以清朝和民国时期为最，至今仍纷争不断。不少清朝学者和部分壮族群众认为，壮族是一个汉化程度非常高的民族，其民族特征已经与汉族的民族特征相差无几。国民党时期，国民党政府将壮族人视同汉人进行统治。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观点仍为众多的壮族群众和学者所持有。改革开放以后，壮族学者加大了对壮族民族特点和族群文化的研究力度，壮族族性研究和族群文化研究成果颇丰，但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文学领域对当代壮族文学的族性进行个案研究的成果不多。农冠品老师是一位民间文艺家，对广西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研究卓有建树，共出版了两部民间文艺理论集，参与了壮族和瑶族多部大型民间古籍的搜集整理工作。农冠品还是当代广西一位重要的壮族诗人，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15年，共创作、发表、结集和出版了7部诗集。诗集《泉韵集》于1988年获得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首届铜鼓奖；诗集《晚开的情花》于1992年获得了第二届广西壮族文学奖；他曾经担任过《广西文学》诗歌栏目的主编，他的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的广西文坛产生了较大反响。我们在对农冠品诗歌大量阅读的过程中发现，他的诗歌受壮族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影响深远，诗歌以描写壮族民间文化为主要题材，内容涉及壮族的族源历史、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等，生动地展示了壮族群的社会生活场景和文化传承的脉络，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长达半个多世纪族群的现代化进程。农冠品的诗歌族性叙述的历史进程时间长，跨度大，内容丰富。农丽婵《“我族”“我乡”的族性写作——壮族诗人农冠品创作研究》这部著作以农冠品的诗歌作为当代壮族诗歌族性写作的一个研究案例展开了相关的学理探讨。
《“我族”“我乡”的族性写作——壮族诗人农冠品创作研究》以农冠品诗歌的族性写作为研究个案，不仅因为其诗歌呈现出鲜明的族性内涵，还因为其作品体系中清晰地呈现出建构历史记忆纵横交错的脉络，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详实地展演了壮族群的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在族群历史记忆中传承了民族传统，并取得了民族国家文学的赞赏。本书作者通过借助农冠品诗歌族性写作的个案研究，思考当代广西壮族诗歌族性叙述的一些书写技巧和文学规律，参与学界相关的学术对话与交流。该研究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农冠品诗歌族性写作的维度、书写技巧及相关语境进行分析，揭示文学族性叙述与民族建设和文学语境之间的深层关系。该研究以文本细读和田野调查方法的结合，以期深刻地挖掘农冠品诗歌作品的族性内涵和书写特征。农丽婵的研究以文艺学、民族学、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理为指导，经过相关的理论分析，认为：农冠品诗歌的族性写作方法研究同样适用于对其他少数民族诗人的族性叙述研究；面对广西诗歌族性写作的现状，提倡族性多维度书写，提倡心性、族性和文学性书写的合一；提倡地域书写。农丽婵的研究成果属于对农冠品诗歌作品的研究综述，对今后广西其他民族诗人的创作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农冠品是我的学术长辈，也是我的学业导师。农老师当年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在他的引导下，我也担任过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副主席；有农冠品老师的传帮带，我至今仍在努力学习。当然，还得感谢农丽婵的《“我族”“我乡”的族性书写——壮族诗人农冠品创作研究》这份学术成果。2016年6月农丽婵硕士毕业，我是她硕士毕业论文的答辩主席，对于她的毕业论文，我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该论文以农冠品诗歌的族性写作为研究个案，从农冠品诗歌族性创作背景及作品综述、诗歌族性内涵的呈现及书写、诗歌族性写作的维度、诗歌族性写作的语境交流的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挖掘农冠品诗歌作品的族性内涵和书写特征，探讨文学族性叙述与民族文学语境之间的深层关系，揭示当代广西少数民族诗歌族性叙述的书写技巧和文学发展规律。结论是：少数民族诗人应提倡族性多维度书写，提倡心性、族性和文学性书写的合一，提倡地域书写等，才能取得多民族国家文学的在场。我们认为，该论文选题视角独特，有原创价值。”答辩结束后，我还特地跟她说，回去要好好修改补充，以学术著作公开出版。仅仅过了三年，农丽婵的学术著作《“我族”“我乡”的族性书写——壮族诗人农冠品创作研究》就以成熟的文本再让我重新拜读。
丽婵硕士毕业后，除应付繁杂的行政工作外，还潜心学术和创作。像这样默默努力，不断前行的学者值得鼓励，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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