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清末民初的影像中国（1911英文版）_[美] 刘香成著_9787535681195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将取自世界各地的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其中三分之一为diyi次披露），编辑成册，全面呈现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动荡巨变的中国百年近代史，期望能帮助历史学家、读者直观地认识、思考这段历史，回顾反思其间的辛亥革命这一开创性事件。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加速清王朝覆灭的关键，促成了亚洲diyi个共和国的建立，这一历史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是必然，还是偶然？慈禧太后、康有为等保皇派，梁启超等立宪派，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者，袁世凯这类军阀，严复、蔡元培等教育家……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功过如何认识？这些问题不断在海内外学者中引发激烈的辩论。各地学者对辛亥革命遗产也有不尽相同的解释。抛开派别的分歧，所有中国人都将那段动荡岁月视为“百年忧虑”或“百年屈辱”，其中蕴含的情感至今萦绕在人们心头。
　　
　　作者通过历时一年对全球范围内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的梳理汇编，用真实的影像重现近一个世纪的“集体记忆”，这些历史的印记可以帮助认识现代的中国。曾协助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为中美关系铺平道路的亨利·基辛格写道，即使zuiju开放思想的中国国际主义者都认为，中国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决定了中国如何参与世界事务、如何界定在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本书通过所收集的影像，为今天与未来的读者塑造1850—1928年间中国日常生活、历史事件与社会巨变的视觉叙事。它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在这里，人们可以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The 1911 Revolution ended dynastic rule in China and paved the way for the founding of Asia’s first republic. Triggered by an accidental bomb explosion in Wuchang (modern-day Wuhan), the revolution marked the culminating point of decades of internal rebellion, foreign aggression and political decline; its leaders drew on a ferment of reformist and revolutionary ideas produced by some of China’s greatest modern thinkers. Although the 1911 Revolution did not resolve China’s problems, it changed the country for ever, clearing a path for modernization, and making possible the more decisive revolution
　　of 1949.
　　From the Opium War to the Warlord Era assembles a remarkable survey of historical photographs from leading col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images stretch from the Second Opium War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from the Boxer Rebellion to the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e outbreak of revolution, through the rise and fall of Yuan Shikai and the ensuing
　　Warlord Era.
　　Accompanying an introductory essay by the editor Liu Heung Shing are essays from three scholars of revolutionary China – Joseph Esherick of UC San Diego, Max K. W. Huang of the “Academia Sinica”, and Zhang Haipeng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reflecting on the causes,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its enduring meaning.

　　刘香成：通往一九一一年的动荡之路：一部看得见的历史
　　如果说这些照片仅仅是外国人用有色眼镜将中国人
　　视为“异国情调”的证据，则失之简单。
　　它们铭刻着中华民族对历史的集体记忆，
　　让人洞见前人文学作品或集体话语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
　　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非常之多，
　　本书则用摄影来全面“视觉”描述，
　　努力成为最完美的一部摄影史。
　　我着手用影像为辛亥革命做编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义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随之建立。起义赶走了清朝统治者，但新生的中华民国仍聚居着不同国籍的人，这种状况又持续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从一次长途旅行开始：跨越中国大陆和台湾，横穿欧洲和美洲，遍访各地的公共展馆和私人藏品。从东京到悉尼，从伦敦到巴黎，从洛杉矶到纽约，我看到了数目庞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个多世纪。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关注着18、19世纪帝国主义的遗产。作为后殖民主义崛起的一部分，对殖民历史和经验这个棘手话题的表述屡屡出现在文学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中，较新的有毕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争夺中国》以及帕特里克·弗伦奇（Patrick French）所写的V. S. 奈保尔（Naipaul）传记。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这种遗产的方法却不尽相同。2011年1月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辞中表示，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记忆犹新。1919年，美国国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该条约提出将德国在华“领土”和势力范围转让给日本。曾留学美国的哲人和教育家胡适说过一句名言：“哪有帝国主义？”尽管当时他为此饱受抨击，但随着越来越多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邓小平翻天覆地的改革汲取了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营养，胡适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大陆日渐复兴。真相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直到今天所理解的“版本”，也许长期以来都与西方通常叙述中的中国格格不入。将20世纪90年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理由归结为中国人的受害者意识或民族屈辱感，则失之简单。
　　中国对《凡尔赛和约》的回应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怒不可遏，遂引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抗议强加于中国的“西方帝国主义”。这场运动标志着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诞生，代表着对晚清时期外国人半殖民式在华存在的心态。时至今日，中国对这种存在仍很敏感，一切与中国主权有关的问题都充满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前，发生在澳大利亚和法国火炬接力中的抢夺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国的年轻人。一个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网上检索《人民日报》电子版，发现1946—2006年间有19个国家或组织被批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总计达115次。就像《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屈辱是人类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耻次之……”
　　自五四运动以来，“屈辱”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词屡见不鲜，常常同时出现，因此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所熟知。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数千年，其间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满人曾侵入中原，但几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国主义的概念。事实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学说和汉语最终将非汉族的入侵者同化进“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无疑问地被认作是中国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汉。在起义百年即将到来之际，本影集构筑了起义发生的动力—“屈辱与帝国主义”—的视觉大背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起义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没有今日中国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曾在整个20世纪饱尝受害者意识影响的数代中国人也许只会把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书用于展览并汇聚成册的图像远远超越“老照片”，它们是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重要社会生活和事件的视觉记录，是我们的“共同记忆”。其内容包括19世纪下半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帝国宫廷内的场景、权贵和贫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日俄战争。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十年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袁世凯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为末代皇帝，死后中国堕入军阀混战的十年。
　　为了从当代更广阔的背景下考察这些问题，我邀请了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黄克武和张海鹏三位知名学者从不同角度观察1911年的革命。通过寻本溯源，他们的观点将帮助我们思考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成败得失以及对百年后中国人的意义。
　　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 Daguerre）发明了摄影。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启了新时代，随着西欧人到海外寻求新市场、攫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力，摄影作为记录国内外社会的工具也在发展，与历史学家的作品一道服务于上述目标。19世纪晚期，外国传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传播基督教福音时，摄影起到了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留下了汗牛充栋的影像档案。
　　在欧美，用照片展现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的中国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重要手段。由此，这些影像作品所记录的历史十分丰富，对于为现今读者描绘旧时岁月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一贯比同时代的中国学者更审慎地对待这些历史记录，中国学者和影像史学家近些年才逐渐加入这一行列。
　　直到19世纪末，西方摄影师都在用镜头记录中国人的“原生态”（native type），重点展现“中国人的民族特点”。然而，许多照片却是在摄影棚里摆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环境中拍出来。相对于此，表现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枭首—以及对“苦力”的执迷都是常见的主题。“苦力”（coolie）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当时对这些人的盛行态度。有历史学者指出，“常见于照片说明中的‘苦力’一词，表明人们在解释这一群从印度、中国去往美国，后又返乡的劳工时是僵化而过激的。从语源学看，这个种族蔑称可追溯至殖民时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尔语（Kuli）或古吉拉特语（Koli）”。 19世纪用各种方法将中国人描绘为“原生态”，以及执迷于死刑或裹脚，与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蛮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18世纪，罗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作出有利于多明我教会的裁决，否决了耶稣会的观点。多明我教会提出，中国人的“信仰”及其实践是偶像崇拜，一切对圣贤或祖宗的虔敬行为与崇拜魔鬼无异。两个世纪前，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同仁在有教养的儒者身上发现“共生”关系，提出对帝王或祖先的崇拜并非与基督教精神水火不容。
　　法国汉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的观点很敏锐。他写道，从早期耶稣会士、伏尔泰式的法国哲学家或主编《百科全书》的狄德罗等人著作的棱镜中看中国就如同见到海市蜃楼。所有的看法都被抽象，成为法国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思考法国时局的理想模型。后者批评法国朝廷为古代政权，“效忠国王”（法国宫廷官员履行的死板官僚制度）。他们也将这一概念安放在中国头上，尽管大部分法国哲学家从未到过中国，也不熟悉那里的现实情况和复杂性。他们从耶稣会士的中国游记中提炼出一套先进的官僚体制，也是由宫廷官员侍奉皇帝，但这些中国官员忠诚且机敏。
　　于是，中国艺术风格在欧洲宫廷中流行开来。关于明代和清代早期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情况，利玛窦的著录与最新一部赛珍珠传记中的描绘大相径庭。据后者所述，赛珍珠之父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在江苏和安徽农村待了10年，“据他自己计算，共使10个人皈依”。利玛窦努力使精英官员改信基督教，而之后的外国传教士则在穷苦人中传教。
　　19世纪晚期，在英法两国的军队经海路抵达中国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苏伊士公司及其商业代表留下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之所以西方文明在早期取得成功，是因为到1500年时欧洲的几大未来帝国握有全世界10%的领土，创造出40%多的财富；而到1913年帝国时代臻于顶峰时，西方控制了全世界60%的领土，共创造出全球80%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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