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丁帆
谁也不曾想到，作为廿世纪三十年代盛行于中国文坛的“京派”小说传人，竟能蛰伏四十多年，重擎“京派”小说创作之大纛，写出这平淡如水，却又诗意盎然的优美文字来。
汪曾祺，何许人也？他乃中国文坛显赫一时的“京派”小说大师沈从文之得意门生；他乃“文革”时期风靡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编剧；他乃八十年代大陆文坛“文化小说”的创始者。此人作为典型的中国文人，集诗书画于一身；作为优秀的作家，他又操着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包括戏曲）等多种技艺的创作。他的文学数量虽不算惊人，却犹似篇篇珠玑，玩味无穷。
汪氏—九二○年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城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是清末的拔贡，父亲擅长金石书画。汪氏从小就随父辈练字习文，“家学”功底甚厚。他在家乡高邮念完私中后，便考入江苏江阴县的南菁中学。一九三九年夏，汪氏从上海取道香港、越南，抵达昆明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投奔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著名学者和作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汪氏与沈从文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沈从文的高足，受到沈氏的一再褒扬，他的创作生涯也从此开始。一九四八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小说结集《邂逅集》。廿世纪四十年代末，他曾辗转昆明、上海，做过教师，当过历史博物馆的职员。一九四九年后一度当过编辑。一九五八年“反右”斗争时，被下放到张家口的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一九六一年回北京。“文革”前期被迫劳动改造，后奉召被江青指令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编剧。一九八○年正当大陆文坛陷入“伤痕”文学的悲痛之中时，汪曾祺在《北京文学》十月号上首推出了格调迥异的散文诗化的“文化小说”《受戒》，连续又发表了《大淖记事》《异秉》《岁寒三友》《故里三陈》等小说，引起了大陆文坛的瞩目。此后，汪曾祺又发表了诸多的散文。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汪曾祺的小说、散文之所以受到许多人的青睐，当然是和大陆多年来的政治文化极有关系——在饱经了紧张的阶级斗争之苦后，那种平淡冲和、诗情画意的审美所带来的新鲜感，足以抚慰平复多年来造成的审美创痛。当人们用惊异的目光阅读这一篇篇闪烁着晶莹剔透的生活露珠的文字时，便意会到他给大陆文坛所带来的清新之风是何等令人赏心悦目。
作为“京派”小说的传人，汪曾祺在廿世纪八十年代于复出写《受戒》时，就在题记中写下了“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的字样，这并不完全是取材上的所指，更重要的是指汪氏对于“京派”艺术风格的继承。像沈从文一样，虽然汪氏也经历过人生的坎坷，遭际过悲惨的生活，但他却始终不渝地用一种对人生的愉悦之情来抚平人类精神的创伤。正如汪氏所言：“我的作品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多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欢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欢乐。”正是在这样的宗旨下，汪氏的小说、散文为中国大陆文坛平添了几分清新和温馨，这些小说、散文对大陆文坛摆脱政治的阴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些作品亦如沈从文的作品一样，它们用故乡、回忆、梦幻、风俗、人情勾织起了一张中国传统审美情致的网，以此来对现代都市的“现代文明”和“现代文化”进行悖反式的美学观照，多多少少是在优美之上附着了一些值得深思、值得回味的哲学意蕴。对这些作家个人审美情致的抒发，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不过，当人类走向现代文明都市这一血盆巨口时，汪氏返归大自然的本性，不也是体现了人类的本能需求吗？或许，它们可从某种角度为人类敲响生存的警钟。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散文并非汪曾祺散文的精品，鉴于篇幅和体例，编者只遴选出汪曾祺散文中的两类作品，一类是“游记”；一类是“美食”。即便如此，它们也不是汪氏散文中这两类作品的全部。然而，从中我们亦足可窥见汪氏美学风格之一斑；足可读出其中文化之氛围，足可体味到文笔语言的极妙之处。
我总以为，汪氏的散文在大俗大雅中显示出高于一般作者的睿智与通脱，写散文并不像写小说那样（当然，像汪氏那样的散文化小说则又当别论），缺少了机智，缺少了灵气，散文总是无味的。而汪氏的散文却是在平淡如水的叙述描写之中，使你读出无穷的意蕴。它们的灵气就在于作者把自己一生的文化、知识、经验变形于娓娓的谈天说地式的平静描述中，避开那种雕琢的人工匠气，走进真正的生活之中，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化入”一种纯真无邪、清澈明朗的意境之中。
此书“游记”类散文中，我之所以首推《我的家乡》一文，一则是让诸位读者了解一下作者所生长的那个“桃源”般的文化“仙境”；一则就是突出汪氏“梦呓”中的那种纯净的、平淡如水的优美文字，这也就将汪氏的散文风格基本上给勾勒出来了。在这类散文中，一组是西南边陲（云南、新疆）的游记；一组是华东鲁、闽、浙游记；再一组就是出访游记。在第一组散文中，《昆明的雨》《觅我游踪五十年》均为回忆性散文，作者那份真挚的“怀旧”情绪勾连着缠绵悱恻的景物描写，仿佛将我们带入了那个战乱年代里的一方“世外桃源”：“圣代即今多雨露，故乡无此好湖山”。作者对那“第二故乡”的流连之情跃然纸上。在《昆明的雨》中，作者不可忘怀的并非是“雨”，而是通过仙人掌、牛肝菌、杨梅、缅桂花等雨季的植物穿缀起无限的乡思乡愁，“雨”似乎成为情绪，一种思念，把我们置于那种特定的氛围之中：“带着雨珠的缅桂花使我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人，沉静在一片明净的霏雨之中，没有任何遐想和困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诗的境界呢？！而《滇游新记》则是由三篇即时性的记叙文字组成，文字平实而别有情趣。从游玩到抽烟、喝茶、吃酒席，再写到滇南的草木，虽为轻描淡写，然而其中所包蕴的文化却令人赏心悦目。
在另一组游记中，作者充分地表现出深厚的国学文化功底和功力不凡的素描才能。《泰山片石》可谓气势不凡，写尽作者对泰山文化的独到见地。文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充满哲理式的阐释（这在汪氏散文中极少显现的），也有对普通劳动者（“担山人”），和泰山一草一木之关情，野趣、风俗之中透出那份回归自然的童心。《初识楠溪江》虽不是游名山大川，但作者对那种充满野趣，那种不入名流的自然原始状态的、不加斧凿的美景情有独钟，因为作者对充满想象和创造性的游历更加神往，从中可以看出汪氏的激动之情，难怪在这篇文字中例外地用了一段抒情的道白感叹：“来吧，到楠溪江上来漂一漂，把你的全身，全心都交给这温柔美丽的江。来吧，来解脱一次，溶化一次，当一回神仙。来吧！来！”这种句式在《初访福建》和《天山行色》中就很难看见，虽然也充满了激情，但总是在一种平静的叙述中进行着，偶尔透露出几分俏皮和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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