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_[苏] 维尔塔著，冯夷译_9787108065155

　　小说中描写出了一九二一年春天的坦波夫的乡村，那时苏联全国内战的火焰都已熄灭了，但是在坦波夫城还燃烧着以社会革命党匪徒安东诺夫为首，而造成的土劣运动的火灾。忠实的艺术家维尔塔在小说《孤独/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中勇敢地表现出了安东诺夫事变的根源，它的暂时的成功的原因和那种不能不把被安东诺夫党徒欺骗的农民阶层从它手中振拔出来的事变的经纬，以及怎样使安东诺夫党徒趋向毁灭。安东诺夫和煽惑安东诺夫的人——豪绅彼得·斯托罗折夫，土劣的宣传者伊洵，被斯托罗折夫欺骗的青年农民楞加，穷人安得烈·科焦尔和几十个另外的事变的参加者，都活生生地在书中的纸页上出现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译著·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到。
　　这些名著的译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其他译者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如巴金、曹靖华、罗稷南、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译界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鲁迅写于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韪良（美国传教士）译的《俄人寓言》一则。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等。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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