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对土地的感觉
周晓虹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一】
在所有把玩文字的活计中，为人撰序恐怕是最勉为其难的工作。自己的文字，不论怎么说，动手前总有基本的准备工作。要么一手经验老到，要么二手文献充足，要么数据值得玩味，要么观点新鲜前卫……你什么都不占，是决然不会贸然轻易动手的。否则，不仅智商怼不住，时间就更是无底洞，赔本的“买卖”偶尔做个一两回可以，常做就不是理性之举。
但是，为人作序就不同。你总得跟着别人的思路或爱好走。你为别人作序，就免不了要对作者或作品作一些基本的介绍和评论，或对别人的观点作些引申、发挥或斧正。从这个意义上说，序在古时多放在书的后面是有道理的（所以，现在依旧有人会写后序，或称之为“跋”），你也总是先读了人家的文字才会有自己的感受。有人说最早的序始于孔子的赞《易》，总是先有《周易》，才有孔子的称颂。这就决定了你对别人的谈论，总要有起码的了解。别人“上天”，你不能“入地”；别人谈诗作赋，你不能扶花弄草。道理很简单，人家的文在前，你的序紧跟在后。这就决定了，别人出的如果是道“难题”，你即使恶补自己的知识盲点，也常常会捉襟见肘。所以，答应似易，交稿实难。
正因撰序不易，我不但在王老师①提出请我作序时“腻腻歪歪”，而且在应允下来之后也迟迟不敢贸然动笔，或者说不知道如何下笔。幸运的是，因为最近想写一篇纪念费孝通和林耀华两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文章，又把林先生的那本《金翼》找出来翻来覆去地看，结果有一天竟然找到了为王老师《山里的花园生活》作序的灵感。在林先生描述自己家族史的《金翼》中，张芬洲和黄东林两位姻亲兄弟最早通过合开店铺挣了钱，但后来张家却在内忧外患下失败，黄家虽然生意一度红火，但却在日本人的入侵中备受煎熬。到了1940年日军占领福州时，年逾七十的东林依旧像年轻时一样拿着锄头，从事“种地”这中国人“首要而又持久的生计”。读过这书的人谁都不会忘记那部家族史的结尾：在东林带领孙儿们耕地时，一架敌机在他们头顶掠过，孙儿们仇恨地仰望着天空，但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二】
无论天地翻覆，首先要“把种子埋入土里”，其实并非是东林一人的执拗，乃是千百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底色。记得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也写道：“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а）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了下来，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中国人对土地近乎神圣的崇拜，千百年来不但孕育了乡土关系，而且派生出了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对血缘以及地缘的重视。
在农民的眼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不是正经的农民。有能力扩大自家的田地是家庭兴旺的象征，而“崽卖爷田不心痛”千百年来一直是典型的败家子行为。其实，这种对土地的情感不仅中国农民有；在关于传统农民的经典描述中，美国人类学家雷德弗尔德提出过，赋予土地一种情感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农民特有的态度；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认为，在农民的价值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因此要想富起来必须种好地”。
近几十年来，因为迅猛的工业化及城市化，几亿农民离开了原先养育他们的土地，一任“孔雀东南飞”。尽管城里的生活依旧不易，但乡间的谋生艰难和城市生活的吸引，使得进城的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真正想回去的不多，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四十年来发生了断崖式的衰退，以致在今年以来的疫情和国际关系恶化的双重压力下，因田无人种而正在弥生越来越浓烈的绝非想象的恐慌。
不过，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进城都不会完全消解农民或农家子弟对土地的感情，他们消解的只是单纯依赖“种地”谋生的幻想。近些年来，因为改革开放，更因为因此而导致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式微，进了城的农民及其子弟，甚至原本就几代在城市生活的中国人，竟也开始孕育出各式各样的“回乡”念头。于是，有为官者赋闲后返乡做起了乡贤，或为邻里出谋划策，或为乡党寻找资源；有创业者下乡承包起土地，或试探集约经营，或寻求致富之道；有资产者去徽州古村购买老宅，约三五文青开设民宿客栈，邀约同道吆五喝六、激扬文字；还有像王老师夫妇那样的文化人，他们虽无万贯资产，也无创业的“雄心大志”，只因喜爱土地，便图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实现果实累累、花开四季。并且，这种“回乡”，有时并非指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原乡”，而只是回到能够孕育出勃然生机、庇护心灵的土地之中，就像王老师在《山里的花园生活》中所说的那样，用一颗赤子之心，“找回对土地的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出生于农村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总想亲近土地，接一接所谓的“地气”。老人在世的时候，我还经常回农村的老家，每次回去都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老人不在后，回农村的次数就很少了。在被称为“水泥森林”的城市里待久了、待惯了，慢慢就忘记了对土地的感觉，心也逐渐麻木。……自从有了山里的家以后，对土地的感觉慢慢又回来了，园艺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始料未及的。自从有了山上的庭院，我和先生除了出差以及冬天太冷的时候不上山，周末时光几乎都在这世外桃源度过。眼前是自己播种的生命，看着它们茁壮成长有的只是满心欢喜，一切烦恼都被我们抛之脑后。
王老师对土地的热爱，其实并非是她一个人的执念。我虽不在乡间长大，但对土地一样有真挚的向往。记得小时候住在部队大院，我家的小楼前有一片大概是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种下的桃树，长至1970年不知是因为寿命到了，还是因为禁不住我们这些孩子摘桃子时的摇晃，不几年便死了。在院里壮硕的飞行员叔叔们如鲁智深倒拔垂柳般将枯树扛回家烧火后，那一大片空地就成了我励志成为“中国米丘林”的试验场。我那时候开垦土地、种瓜果蔬菜以及为植物授粉的劲头一点也不小于王老师和他的先生。及至后来“上山下乡”，磨练革命意志，还做了一年多生产队长，有了三百多亩土地，带着几十位劳力“折腾”，虽吃尽苦头，对土地的情感却日渐敦厚。
就在前几年，因为在南京和吴江两地创建了群学书院，又因为卖了手中的一套房，一时卡上有了二三百万的“闲钱”，竟也“烧包”到想去徽州现在叫作皖南的地方买一处古宅和两三亩地，回归乡间，扯上群学书院的旗帜，过几天“沽酒客来风亦醉”“布谷飞飞劝早耕”的生活。为此，还和对土地同样钟情、也当过生产队长的张鸿雁教授自驾去皖南的碧山村转了几天，几番要到刷卡买地置房的地步，唯因房主屡屡变卦，才最终浇灭了那心头的一团“虚火”。后来，张教授退休，终在南京附近的汤山豪掷“纹银”400万，建成现在名噪江南的“卧香山庄”；而我也终因舍不得功名利禄，出任“资深”，开启口述史和集体记忆研究的新河，而将布衣还乡的初心抛之脑后。痛哉，惜哉，不如说羞哉！
【三】
其实，说羞，不仅说因舍不得所谓的“事业”年逾花甲也“死乞白赖”未肯退隐江湖，也是指如若我真有王老师一样的一处山野趣居、三两亩山地，就能打造出和她一样如此惬意的“山里的花园生活”吗？说说简单，其实未必。
认真说来，追求山里的花园生活，除了对土地的挚爱以及即使不算充裕但也堪称“小康”的经济条件外，恐怕还得有能够奢享或品味这种生活方式的“三闲”作为保证。这“三闲”的第一闲，当然是闲暇之便，即时间上要能够保证。对那些年富力强，正在事业上升期的人来说，你让他放下手中的事业或追逐，回归乡里，既会断送个人的远大前程，妄对父母含辛茹苦的期望和自己寒窗苦读的岁月，也不利于实现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所以，城里人对花园生活的享有，常常像王老师和她的先生一样，要在周末的时光或退休的日子里才能实现。而在半退半不退之际，恐怕都会有和王老师一样的尴尬：
自从有了山里的房子后，每周我和先生都像孩子盼过节一样盼着周末的到来。周五一下班我们就进山，整个周末都在山里度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先生变成了两只“陀螺”，从进到院子就开始不停地转。北方的春天和初夏常常一周见不到一滴雨，那些不耐旱的花，像绣球，被旱得耷拉了脑袋东倒西歪。我实在不忍心看着这些一周没喝水的花继续忍受干渴，于是我俩还没进院子就分配好工作，一个拉水管浇上层的花， 一个接水管浇下层的菜，一遍下来通常需要两三个小时，期间还要拔除大量杂草。
我不知道现在王老师是否已经完全有了闲暇之便，是否已经可以为过上乡间闲暇的生活而首先变成旋转不停的“陀螺”？其实，“任何一种美好都需要付出”并非是一句空话，山里的花园生活需要闲暇，但闲暇绝非是单纯的闲着，真正的闲暇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闲暇之便以外，第二需要的是闲淡之心。所谓闲淡之心，是指你真正对外界的一切不再有攀比之意和焦虑之感。此时，一个项目有没有，或者一篇文章发不发，甚至工资收益的大小、学术荣誉的有无，都不如春种、夏播、秋收或冬藏，不如被太阳晒蔫的花朵、被虫蛀空的瓜果、见了底的水池、木头上长出的木耳。这时，你为春困、夏忙、秋喜、冬倦，花开花落就是你的缤纷四季，三胖、小雪就是你的家人，咪咪、小黑就是你的左邻右舍，而两亩三分地就是你的全世界……这时的你虽然同样整天忙碌不停，但内心却充满闲淡。
我记得，几年前王老师担任一家学术期刊的主编时，曾到南京来组稿，并通过从丛教授约我，因为多年来总在她们刊物发文章，陆续与几任主编都打过交道，自然会非常高兴地与王老师谋面闲谈。那次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但王老师的闲淡气质，却让我有了直接的、难以忘却的感受。因此，当从丛教授告诉我，王老师不仅过上了惬意的田园生活，而且为此写下了一本很值得一读、更令人羡慕的《山里的花园生活》时，我一点都不惊讶。人们总说文如其人，其实，文真正如的是其人的生活。
再进一步，若有闲淡之心，必获得闲适之意，而这是品味山里的花园生活的第三闲，也是闲的最终目标或意义之选。记得几年前曾和胡荣等几位教授一起自驾欧洲，从德国弗赖堡出发南下，经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穿阿尔卑斯山抵达意大利，两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民众的审美趣味高下立见：奥地利山里的民居每家每户的院落总是花团锦簇，由此你可以清晰地看见由多少个世纪的富裕打造的审美趣味和闲适之心；山里的人家即使罕有外人前往，依旧布置得像天堂的模样。但意大利的民居及庭院布置却单调乏味，我一再为曾诞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但丁、达芬奇与米开朗琪罗的民族其民众阳台上的单调装饰而感到震惊，在那里踏足不会比我们的广东或江苏农村因短期的暴富而产生的审美更富诗意。从那以后我就相信，单纯的富裕决然产生不出骨子里的闲适之意。
闲适之意，是指由闲暇、闲淡而产生的舒适和自在之意。我以为，如果最终没有达成这种舒适和自在之意，闲暇就不过是闲着的同义语，闲淡也不过是无所事事的另一种表达。只有闲适，才是一个人主动的自由之选，它没有丝毫的强迫，也绝非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它是一个人经由自己乐意的忙碌而获取的整个身心的解放，这就像当年马克思为共产主义描绘下的那幅令人向往的图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我不知道王老师现在晚饭后是否还从事批判？但我知道，如若在花园里从事批判一定更显锋芒。
是为序。
2020年8月24日
于大理漫步思语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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