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政策分析的证据研究：数据与方法_章刚勇著_9787521814972

　　《中国科技政策分析的证据研究：数据与方法》思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政策的概念，把已有科技政策研究文献、科技政策条文和科技统计指标作为分析的三大证据，辨识和整理了国家层面与中部六省主要政府部门颁布的科技政策条文，初步构建了科技政策文本数据库，使用Meta分析法分析了已有文献研究结论差异的来源；以中部六省为例，使用文本分析法分析了区域科技政策的差异性，并衍生出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两个主要测度变量，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该变量对技术产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

　　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以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进入新时期。围绕《规划纲要》，国家各主要部委、地方政府部门分别制定了部门（地方）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五年”科技发展规划等系列专项规划计划。为落实《规划纲要》制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国家及地方政府机构又相继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用于规制和激励全社会创新行为的法规条例、措施办法、意见建议等科技政策。参与制定部门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等国家机关，以及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政策内容涵盖了财政、金融、税收、教育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科技政策已日益形成一个结构庞大、内容庞杂的政策集合。本书借鉴公共政策分析思想，提出一个基于证据的科技政策分析框架，把已有研究成果、科技政策文本纳入为主要研究对象，与科技统计指标一起作为科技政策分析的主要资料证据，基于证据的科技政策分析为新一轮政策制定与实践提供经验证据，重点探讨了科技政策分析的数据与方法。
　　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赋予科技政策不同含义，本书首先思辨了新时期我国科技政策的概念，把科技政策定义为“由一国或地方政府机构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基于社会需求在不同阶段制定颁布的，一系列用于规制和激励全社会从事知识发现、积累，及应用于技术创新行为的政策集合。包括规划计划、法规条例、决定、办法、措施，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意见建议等”。并进一步以2006~2020年由我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围绕《规划纲要》制定和将制定的科技政策为研究对象，基于政策制定主体隶属关系与政策群理论，厘清了我国科技政策体系，初步构建了政策文本数据库，作为科技政策分析的主要证据之一；近年来学界对科技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逐渐增多，学术成果日渐丰富。学术文献作为一类科技数据资源，用于评价科技政策实践或探索科技政策的作用机理，并给出了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为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依据，也构成了科技政策分析的证据之一；大数据理念下，大数据不仅在于数据量大，还包括数据的种类和来源较多，不只限于数值型数据，文本资料等也是大数据的组成类型。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规范并与国际接轨的科技统计指标体系和统计制度。科技统计指标数据构成了科技政策分析的另一个主要证据。科技政策文本、已有研究成果与科技统计指标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数据。
　　我们把应用适当方法探索我国科技政策作用机理所得出的结论作为经验证据。正式的政策分析强调定量研究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我们分别使用了Meta分析法分析了已有文献研究结论差异的来源；使用文本分析法分析了区域科技政策的差异性，并衍生出政策效力和政策协同度两个主要变量，进一步使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这两个变量对技术产出和技术绩效的影响：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了现阶段科技政策作用机制。另外，为保证研究的完整性和进一步地解释实证结果，使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了政策需求方企业对科技政策的主要诉求，使用正态性检验法评价了科技投入指标的数据质量。尽管我们所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较为丰富，但研究方法服务于研究目的，且统计方法本身也无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与否。我们较为谨慎地选择了统计分析方法。本书研究关于证据构成与收集、证据组织与应用和证据质量评价的科技政策分析程序与方法应用，不仅对政策研究方法论有贡献，且丰富了我国科技统计研究内容和方法。
　　基于证据的科技政策分析为下一轮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我们以我国中部六省为例，分析了区域科技政策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对技术产出和技术绩效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地探索了当前阶段科技政策作用路径。又以江西省为例，分析了科技政策实施现状与作为政策需求方企业的需求。我们发现，尽管我国科技行政管理体系具有“条块结合，上行下效”的特点，以及中部六省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科技政策在政策效力、政策协同度和政策工具应用等方面仍具有较大的差异。科技政策通过影响科技投入间接正向作用于技术产出，而科技政策本身对技术产出直接影响较弱。我国科技政策在制度设计上可能存在“重投入，轻产出”的缺陷，现阶段我国科技政策主要着力点在于科技投入，包括人员和经费投入等，但对于科技投入到技术专利产出的效率，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之间的效率效益等方面政策较为缺乏，或缺乏有效的规范或约束。如何激励或规范科技投入向技术产出转化等问题应成为下一阶段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重点或方向。当前企业对科技政策需求的重点已不仅是政策本身，还有对政策的知晓与理解；当前政策作用面较窄，利用率较低；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的“条块结合”特色可能影响到区域层面的政策协同效应的发挥。政府在政策宣传，以及政府各部门之间在协同服务于企业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等方面还有待改变或进一步提高。因此，本书研究又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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