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之城/中坚代》系葛芳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其近期代表作品《消失于西班牙》《白色之城》《听尺八去》等作品。作品以平常生活为切入点，以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群为描写对象，折射出世相百态，探索人性，表达出作者对真实美好情感的追求，对轻松淡然的生活态度的提倡，对心灵美化滋养的的鼓励。
葛芳的空间美学（代序）
——写在《白色之城》的前面
汪政江南实在太强大了，像葛芳这样在苏州工作和生活的作家，非常容易让人先入为主地想象其作品的南方元素，甚至苏州风格。
上次给葛芳写评论已经是近十年前的事了，一边读着葛芳近年来的小说，一边回忆当年的阅读印象，江南和苏州还真是当年十分强烈的感受。不管自己在意不在意，地方或空间对一个人的影响总是相当大的吧？对写作者就更是如此了，再怎么精骛八极，御风而行，写作者总要从生活中找素材。生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谓具体，就是有着实在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不必刻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葛芳小说中的江南地理的辨识度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葛芳像现在许多小说家一样，已经很少去做风景描写，但就是夹杂在人物话语或叙事中的点滴交代还是能透出江南的气息。比如《安放》中的阿丁对北方来的女子说，“江南很少落雪”。再比如《听尺八去》中难得的几句环境描写，“江南的雨越下越大了，噼噼啪啪，雨里还夹杂着几声狗叫。天色渐亮，空气里散发着清寒之味。日子走得太快，不觉已是中秋了”。有时就是人物偶然的一瞥，便告诉了我们他身在何处，“江南的秋天和夏天连接得那么紧密，就在一片模糊不清的季节里”（《去做最幸福的人》）。葛芳的一些作品干脆拿江南的城市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南京就是她经常让人物去的地方。如，“我在一楼咖啡区眺望玄武湖。我不知道是云影的关系，还是我心绪烦躁的缘故，南京这个古城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并不是第一次来，我对一座城市也不至于如此挑剔……”（《最后一把扫帚》）。再如，“她（林子）和同室的樱子、中秀去找南京航运学校的男生玩，地点就是绣球公园。粉蓝、纯白的绣球花，开得明媚淘气，一团团，一簇簇，樱子的红裙子撒开来，色彩搭配得令人叫绝”（《绣球花开》）。葛芳也给自己的作品想象了一张“邮票”，那就是乔平市，我怀疑这乔平市大概就是苏州，只是为了避免真实与虚构的纠缠，她才给自己的文学地理起了这么个平淡无奇的地名。但是，这乔平显然是江南之地。在葛芳笔下的乔平市，我们随处可见古寺、小桥、流水、深巷、孤山、花窗，还有太湖石，这不是典型的吴越风物与置景吗？
当然，关键的可能不是风景与物候，而是人与故事，是情调与语言。江南确实是复杂的、多面的，人们甚至刻意从苏州东林党人、江阴屠城和扬州十日等历史中去伸张江南的血性，但是，江南已然被塑型，特别在生活情调与审美风尚上。在葛芳的小说中，日常生活构成了她叙事的总体，江南的村落，特别是江南城市小巷中的平常百姓，他们的生活、命运、情感是作品的主体。葛芳基本上没有宏大叙事，人物也没有什么显赫的社会身份，有个什么副市长、企业的老总就是体面得不得了了。甚至，很少看到葛芳对“外面”世界的描绘，她的人物都生活在白墙粉黛、寻常巷陌中，外面世界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关起门来，那是什么都有，人间的离散聚合，生死跌宕，喜怒哀乐，儿女情长，种种的算计，不可预料的偶然……实际上，这些人物虽然不处在时代的洪流中，但一样身不由己，同样的波澜壮阔，步步惊心。所以，我曾经说，“葛芳叙述的是人物如何过不下去日子的，葛芳对日常生活有准确而精微的把握，但这种把握是要将这日常生活变成一种氛围，一种力量，使其与人物对抗，在人与日子，人与生活的对抗中形成叙述的张力，逼出生存的意义。”葛芳是能深入到江南的内里中去的，她能在美丽富庶、悠长慵懒中看出生命的杂色。然而再怎么说，将她的作品放到文坛上，也依然是江南，尽管不是明媚，但也是江南的另一副面孔，哪怕稍显阴沉。所以，只要仔细辨析，这地方与人，与故事，与这讲故事的腔调，真是配的。
在这种调子中叙述没有什么不好。但葛芳不知哪一天心里起了变化，我猜这与她年年都要跑到国外去不无关系。有了微信，就看她东欧西欧、南美北美地跑，甚至南极她也去。人虽然去了外面，但心里装着的还是家里的事。一样吗？一样，又不一样。一是在家里想着家里的事，一是在外面想着家里的事，背景不同了，这人与事的意义就可能不一样了。
所以，空间对一个作家，对文学的叙事实在是不能小看。
到了《要去莫斯塔尔吗》，空间的融合与并峙就更自然了。葛芳通过引入、想象，哪怕是知识性的，这叙述就有另一番情趣，另一种味道。人物的心理、情感，那察言观色、寻思琢磨的逻辑就不一样了。“莫斯塔尔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南部城市。莫斯塔尔以一座古老石桥著称。老桥将居住在河两岸的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居民联系在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1993年9月9日，波黑战争期间，老桥被炸毁。”这个远在中国江南之外的波黑老桥不仅暴露了闺密与自己老公的婚外情，更通过遥不可及的空间距离使生活中常见的情感纠葛变得无奈和无解。在《幻影》中，很难想象的细节被葛芳设计出来。一个来自乡下的做SPA的年轻女技师，面对自己的客户，会频频穿越到巴黎，想到那里的诸多艺术大师，特别是莫迪利亚尼，他的绘画，他的妻子。比起此前的一些空间位移，《幻影》变得实在，与人物也越来越贴合。“秀玲的惶惑感越来越强，她好像看到莫迪利亚尼穿过塞纳河畔失魂落魄坐在树下抽烟。那是1917年的冬日，一家巴黎小画廊的玻璃橱窗显露出一幅裸体女子作品，画中女子曲线妩媚、神色妖娆，引来了不少围观群众。而画廊边便是当地警局，面对如此大尺度的作品，警方勒令画廊关闭展览。莫迪利亚尼生前唯一一次作品展览因为‘色情’被关闭。”主人公深入进去了，忘情了，她会时时游离于自己的想象与生活，将眼前手下的客户与远方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混合重叠。“莫迪利亚尼的眼神，是飘忽不定的。他借酒精麻木自己，糟糕的生活，世界了无生趣——只有珍妮死心塌地跟着他，她脸颊绯红，眼睑下垂，可能因为爱情的滋润，画面上的她好似在仙境中升腾。”“秀玲怎么看，怎么觉得裸女和现实中的小莫相似。”这对阅读是有诱惑和挑战的，因为人物、她的性格与心理，都会由于他者的加入而变得不确定起来。
有了这样的尝试与铺垫，葛芳小说的空间艺术变得更为自觉，已经不是文本元件的引入，也不是人物的幻影与想象，而是人物故事现实场景的转换。比如近作《消失于西班牙》《白色之城》等。由这些作品，我们看到了葛芳对类似人物与情节不一样的处理，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人物虽然带着原有空间的故事，但是场景变了，心性便随之改变。还有一种情况，因为场景变了，人物内心的许多东西便显露出来。总之，空间的变化，不仅仅是让人物看到了异域的风景与情调，更看到了自身与伙伴不一样的甚至陌生的内心世界。《消失于西班牙》就是这样。伊丁与小男友来西班牙旅游时绝没有想到故事会这样，小男友显然没有意识到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中自己的天性竟然会那么不堪而又匪夷所思地暴露出来，而伊丁更没有想到，她会做出“消失于西班牙”的决定。原先不知道的世界会突显出来，原来觉得很重的东西会变得那么轻飘，更不可能预料到，偶然的一场行走会让自己做出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
《白色之城》对空间的意义更加强调了，它让冲突的双方处于两个空间中，一端是塞尔维亚，一端是江南，一样的话题，竟然成了鸡同鸭讲。“她”眼前是欧洲的风景，是眼前飘过的人物和她对人物关系的想象。因为遥远，那一边是那么松散、轻飘，轻如鸿毛，因为陌生，所以没有牵挂，无须提防。小说的结尾，淋浴中的“她”欢快地唱着那首著名的歌曲与往事告别，“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冈，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我要说，葛芳给我们带来了新小说，这是新的处理方式，是葛芳自己悟出的空间美学。我忽然想起行旅小说来，这是一个久违的小说种类了。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行旅是许多艺术作品钟情的叙事模式。漫长的时间，陌生的人们，共处的旅店，都是产生故事的契机。但是，随着交通方式与入住条件的改变，更是生活方式与旅游方式的改变，使得行旅中新鲜故事发生的概率越来越低，京沪高铁一天往返，能有什么故事呢？我不能说葛芳的小说使行旅小说这一古老的文学类型焕发了生机，但是，她的近作确实使行旅重新拥有了创造新叙事的许多可能。她告诉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行旅中外在奇迹的诞生，而应该从内部寻找，是空间的改变将人物与故事推上了新的生活与艺术轨道。
可见，小说是有无限可能的。你的脚步将决定你的叙事空间，而叙事空间又决定了你的小说走向。
2020年春，南京玄武湖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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