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是中国禅宗的最主要代表作。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了两千多年，经过不断中国化而最终与儒、道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三大主干。中国禅宗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是外来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它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也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中国佛教宗派。《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形成于中国禅宗发展演化的重要时期，主要记载了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惠能的言行说教，故也称《六祖坛经》。 本书由南京大学教授洪修平解读。内容分为“导读”“注释”“点评”“旁批”是四部分，从文字解析、人物评介、思想阐释、历代释读等各个方面对《坛经》进行深入解读。
导读节选
《坛经》是中国禅宗的最主要代表作，中国禅宗则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的最重要代表。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了两千多年，经过不断中国化而最终与儒、道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三大主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佛教文化之精华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禅宗是中印文化交流互鉴的产物，是外来佛教中国化的结果，它渊源于印度佛教而形成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最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也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中国佛教宗派。《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形成于中国禅宗发展演化的重要时期，主要记载了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惠能的言行说教，故也称《六祖坛经》。“经”在佛教中本来特指佛的说法，《坛经》是唯一的一部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由此也可见得惠能及《坛经》在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重要地位。
《坛经》不仅受到禅门弟子和中国佛教信众的高度重视，而且也以其浅显易懂地论说“众生平等”、“自净其心”、“顿悟成佛”等佛教要义而吸引着中国社会广大的一般民众，从而对禅宗和中国佛教的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和文化各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因为此，《坛经》在历史上广为流传，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禅宗以及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变迁及其发展演变。随着惠能禅宗从中国传向海外，《坛经》也逐渐参与到世界文明的构建之中，不仅在古代推动禅宗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现代也将以其独特的思想智慧和人文精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一、《坛经》的构成及其版本简介
《坛经》，又称《六祖坛经》《法宝坛经》《法宝记》《法宝坛经记》《韶州曹溪山六祖师坛经》《曹溪六祖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现存最早的版本敦煌本则记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据《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惠能在黄梅从禅宗五祖弘忍处得法后回到南方，曾住持曹溪宝林寺，后应韶州刺史韦璩等人的邀请，到韶州大梵寺说法。门人将其说法的内容记录下来，汇集整理而编成《坛经》一书。从篇幅上看，现存各本《坛经》多的二万余字，少的只有一万二千来字。初一看，《坛经》给人以内容单薄之感。实际上，《坛经》以简要凝练的文字，叙述了惠能学佛的缘由与行迹，重点放在了惠能怎样从一个不识文字的普通人成长为一代禅宗祖师，并对惠能的主要思想作了概括。其中，对禅宗的传承，对惠能所创的南宗禅的禅法，特别是对般若、定慧、坐禅、顿渐、一行三昧、无相、无念、无住等问题都作了解释，最后还记载了惠能去世前对本宗根本宗旨的概括等。《坛经》既是对惠能本人思想比较真实的记载，也成为惠能所创的南宗传法的根本经典。
从历史上看，随着惠能南宗禅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坛经》也流布到了中国广大地区。由于惠能的弟子众多，当时在大梵寺听惠能说法者也不少，平时能得到惠能指点的更不在少数，因此，《坛经》形成后，众多的弟子对其各有修订补充是很自然的事。随着惠能的名声日起，惠能南宗门下各禅系在修订补充《坛经》的过程中，进一步抬高惠能或加入有利于自己一系的东西，这也在情理之中。而古时的印刷业不发达，经书的流传往往靠心记手抄，难免出现笔误。因此，《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不断传抄、修订和补充，便逐渐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
现存的《坛经》本子虽多，但大都只是版本不同而已，思想内容上并无太大的差异。真正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敦煌本、惠昕本和契嵩本三种。在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坛经》本子中，以敦煌本为最早，大约是780年的写本，没有品目，因其发现于敦煌而得名。由于其在经题中有“法海集记”的字样，所以又称法海集记本或法海本。其次是惠昕本，大约编述于晚唐或宋初，分为十一个部分，一般认为是惠昕所为。第三个就是契嵩改编校勘的本子，从郎简为之所作的序中可推知此本约成于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一般称为契嵩校勘本或契嵩本。但序中称契嵩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现存本常常只是记作一卷十品，且多是明代刻藏的本子，因此，中外学者也有称其为“明藏本”或“曹溪原本”的。元代的德异本、宗宝本，从内容上看，都属于这一个系统。其中经元代僧人宗宝改编的“宗宝本”是明代以后的通行本，在历史上最为流行。
从结构上看，现存的各种《坛经》本子，大致都由三个方面的内容组成：一是惠能自述生平，二是惠能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是惠能与弟子的问答等。前两部分的内容大体上是惠能当年在大梵寺开法的记录，各本《坛经》的出入并不是很大，基本上反映了惠能出身贫苦、黄梅得法、南归传禅的生平事迹以及以空融有、直了心性、顿悟成佛的禅学思想和禅法特色。第三部分，即惠能平时与弟子的问答及临终嘱咐等，后出的本子在内容上增加了不少，但考之于禅宗史传中有关惠能弟子的记载，这部分内容基本上也还是可信的。不同版本的《坛经》各具特色，这与禅宗的演变发展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早期的“法海集记本”、唐宋间的“惠昕改编本”以及宋代以后的“契嵩校勘本”，它们流行的时期分别反映了惠能南宗建立“正统”的早期阶段、分化而又寻求“统一”的繁盛阶段以及后来特别强调佛儒道“三教合一”的阶段。“契嵩校勘本”形成以后，《坛经》有关惠能的言行记录更为丰满，其所反映的核心思想及其时代价值更为充分，不仅对禅宗持续地产生深刻影响，被认为是禅宗诸家的“纲要”，而且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现存的《坛经》版本大多属于“契嵩校勘本”的版本谱系，其中尤以元代广州光孝寺宗宝所改编的版本为代表，光孝寺即是当年惠能落发出家的地方，是惠能禅宗三大祖庭之一。在元明清时期，宗宝所编的《坛经》在禅门和民间广为流传，并被进一步纳入到官刻和私刻的《大藏经》中，成为最通行的一个本子，产生了比其他版本的《坛经》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为此，本书即选择以宗宝本为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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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修平，江苏苏州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国学院、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教授、研究员。著有《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佛教文化历程》《中国禅学思想史》《禅学与玄学》《惠能评传》等多部学术著作，主编《百年佛学研究精华集成》等，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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