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放词/家藏文库》选取历代豪放词一百六人一百七十一首，凡四编，其中唐五代十一人十二首，两宋三十九人七十三首，金元明十九人二十七首，清代三十七人五十九首。尤其注重选择苏辛一派和辛派后学中重要词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一些公认的传统婉约词家的豪放之作，力图通过具体作品的读解、比较，主要包括不同时代的不同题材内容书写及其各各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避免简单两分豪放、婉约及单纯地以正（婉约）、变（豪放）论断高、下所可能带来的弊病。全书以呈现豪放一派词史发展脉络的方式，展示整个豪放词概貌。
在中国古代词学批评史上，苏轼首次将“豪放”引入词评，其《与陈季常书》云：“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此诗人之雄，非小词也。但豪放太过，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这基本上还是以论诗的眼光来衡量词，不过，其核心价值的一个方面，在于认为词的风格不必一味偏重婉约，词也可以像诗一样刚柔相济，只需好好把握分寸不使太过。形成词体风格的诸因素，大体包括音乐、内容、语言、时代和个性等，其中，题材内容往往可以决定风格。仅就题材内容上的新变而言，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大致包括这么三个要点：抒发志向襟抱，表现人生感触和兴亡之慨；感情的内涵从爱情向性情推扩，向友情转移，兼而向更广阔的生活及大自然抒情提升；表现对祖国半壁江山沦陷的痛苦，对中原人民的同情，对统治者奉行妥协政策的愤懑。（参邓乔彬《论豪放词》）这些，除了第三条需要在不同的时代作出相应的调整以外，自然也可以被视为判断是否为豪放词的重要标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王兆鹏《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曾提出，“东坡范式”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主体意识的强化、感事性的加强、力度美的高扬、音乐性的突破。与此处所言颇有交叉，唯豪放与守律并非不能两全。如以持律严苛著称的《词律》，其卷一六中就选人了像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辛弃疾《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这样的豪放之作，可为明证。
一部中国词史，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一部豪放词创作发展史。敦煌词取材广泛，境域宽宏。王重民先生对其内容和艺术作过精辟的概括：“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其言闺情与花柳者，尚不及半，然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比肩端己。至于‘生死大唐好’，‘只恨隔蕃邦，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等句，则真已唱出外族统治下敦煌人民的爱国壮烈歌声，绝非温飞卿、韦端己辈文人学士所能领会，所能道出者矣！”（《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其中，如写“忠臣义士之壮语”的一首《生查子》：
三尺龙泉剑。匣里无人见。落雁一张弓，百只金花箭。
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未忘立功勋，后见君王面。颂扬守边将士，写得质朴无华，豪迈大气，浅显易懂。任二北先生所解旁及唐代军制，略如郑准《代寄边人》所云“圣泽如垂饵，沙场会息兵”，亦可参：“曾经苦战，已竭忠贞，依然匣里龙泉，韬而不显，此作者之所不平。可贵者，他们并不气馁，继续争取前程，望大勋，蒙召见。辞明明日‘先望’，与‘后见’是尚在劳而无功之中。问题乃唐室军制对士卒罚严恩薄，甘言以募新，不赏使兵老耳。仅就诗人篇咏中验之，已可概见。”（《敦煌歌辞总编》卷二）敦煌边塞词约有四十余首，除此首外，尚有《浣溪沙》（忽见山头水道堙）、《望远行》（年少将军佐圣朝）、《酒泉子》（三尺青蛇）（红耳薄寒）、《捣练子》（堂前立）等。这些作品所表现出的风貌与格调，跟唐代边塞诗总体上是一致的。
第一编 唐五代词
生查子（三尺龙泉剑）
浣溪沙（倦却诗书上钓船）
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
定风波（征后偻彳罗未是功）
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
忆秦娥（箫声咽）
转应词（边草）
调笑（胡马）
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
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
甘州遍（秋风紧）
定西番（鸡禄山前游骑）
第二编 宋词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望海潮（东南形胜）
六州歌头（秦亡草昧）
桂枝香（登临送目）
卖花声（木叶下君山）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念奴娇（大江东去）
临江仙（夜饮东坡醉复醒）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江神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念奴娇（断虹霁雨）
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
定风波（万里黔中一漏天）
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
将进酒（城下路）
行路难（缚虎手）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水龙吟（问春何苦匆匆）
水调歌头（霜降碧天静）
八声甘州（故都迷岸草）
水调歌头（兵气暗吴楚）
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
喜迁莺（边城寒早）
苏武令（塞上风高）
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满江红（惨结秋阴）
……
第三编 金元明词
第四编 清词
参考引用文献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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