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德国：希望与悲剧_[美] 埃里克·韦茨著，姚峰译_9787301311479

前承一战战败，后启第三帝国，魏玛共和国经历了逾14年动荡不已的发展历程，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一方面，无法摆脱战争赔款重担，经济危机不断，社会矛盾重重，政治四分五裂，终极端右翼崛起，民主共和国消亡；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制度和妇女选举权得到确立，大众消费兴起，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迸发出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众多德国人沉湎于柏林式五光十色、充满刺激的现代化都市生活。
在本书中，韦茨引领读者在魏玛时代的柏林漫步，辗转于咖啡馆、夜总会、电影院、百货商场和公共住宅，观察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变迁。我们也将邂逅各领域的杰出人物，与小说家托马斯·曼、建筑师埃里克·门德尔松、评论家克拉考尔、哲学家海德格尔等同行，见证那些伟大作品的诞生，聆听他们对现代性的反思。
纳粹上台后，艺术家和学者纷纷流亡海外，将锐意创新与反思的魏玛精神播撒至全世界。时至今日，在日本、土耳其、美国，于建筑、电影、思想中，仍能看到魏玛遗产闪耀的光芒。韦茨强调，我们不应总从历时12年的第三帝国出发，将魏玛共和国简单视为纳粹时代的前奏，而应从全球视角出发，重估其历史成就和丰富遗产。

魏玛德国依然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时至今日，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和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的油画仍炙手可热，悬挂于悉尼、洛杉矶和圣彼得堡等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美术馆之中。贝尔托·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的《三分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定期在世界各地以很多不同语言重新上演。托马斯·曼伟大的小说《魔山》（The Magic Mountain）自1924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重印，即便称不上家喻户晓，至少在无数学院与大学的文学和哲学课中广为阅读讨论。当代的厨房设计依然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时尚和包豪斯学派（Bauhaus）的创作中获得灵感。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也许抛弃了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奉作圭臬的功能主义，但是，面对埃里克·门德尔松设计的哥伦布大楼（Columbus House）、朔肯（Schocken）百货连锁大楼（如今仅存一座）——这些建筑既线条简洁，又动感十足——或者异想天开的爱因斯坦塔，谁又能拒绝它们的美感呢？汉娜·赫希也许没有其他人那么声名远播，但今天的参观者见到她的作品都会为其吸引，因为她创造性地融合了原始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并将非洲或波利尼西亚（Polynesian）风格的面具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日用品并列陈设。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深刻，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的文章层次分明，二者都力图阐释先进技术和大众社会的意义，他们的思想如今仍能对现代社会的状况提供丰富的真知灼见。又有哪个影迷没有看过《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大都会》（Metropolis）或者《柏林：城市交响曲》（Berlin: Symphony of the City）呢？
魏玛德国还以别的方式向我们倾诉着，其中，也许最频仍的是警示。这是一个受经济危机和恶劣政治冲突重创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长长的阴影投射在了共和国的整个历史中。《凡尔赛和约》使德国背负了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对此观点，无论今天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做了多么大的修正，但彼时的德国人坚信，他们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不公正对待。很多人立刻就指责协约国，还根据有人背后捅刀的传闻，指责国内的犹太人和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是嗣后所有灾难——国内动乱、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衰退、银行破产，以及其他任何可以想见的痛苦——的罪魁祸首。魏玛德国挥之不去的恐惧是，如果社会无法就如何前进达成共识，任何微小的分歧都会引发关乎生存的政治斗争，如果暗杀和街头暴乱肆虐，少数族群动辄成为反民主势力的替罪羊，这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态？这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局：1933 年 1 月 30 日，纳粹上台执政。
然而，尽管深陷冲突和灾难之中，魏玛时代也是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在战争和革命中，旧的帝国秩序被摧毁，由此解放了人们的政治和社会想象。德国人一度创造了高度自由的政治体制，建立了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众多普通民众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至少在共和国最初几年，每个工作日减到了更为人性化的 8 小时；失业保险似乎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能够在商业周期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时，保护工人的利益。新的公共住房为那些较为富裕的工人和白领职员提供了机会，帮助他们搬出老旧的公寓，搬入干净的现代公寓，里面有室内管道、煤气灶具，并提供电力。女性赢得了选举权，德国传媒业所处的环境自由而活跃。为了开创繁荣和谐的未来社会，人们无所不谈，从裸体主义到共产主义。性学专家和受民众欢迎的社会活动家主张，每个人都有权充分享受满意的性生活。和电影一样，洋洋大观的消费品世界使人们想象着一种更为富裕的别样生活，即使为此人们必须第二天早晨 7 点就回到工作台、办公室或者销售柜台。从战争和革命中产生了乌托邦思想。无疑，世界有可能被彻底改变，无论——这取决于发言者是谁——是通过现代建筑、摄影、公共住房，还是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事实证明，这样的自信和信念具有启发性，催生了大量艺术创作和哲学思想。
取得这些成就的，不只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和余波中，英国女性赢得了选举权；现代派艺术家则蜂拥来到巴黎；荷兰的建筑师成为新建筑形式的先锋人物；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彼得格勒的民众与政党纷纷推翻了没落的帝国统治，憧憬着光明的政治前途。德国人在一旁观察着这些新进展（无论好坏），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但是，那段岁月中的德国经验有着某种格外紧张和浓烈之感。与西边的邻国不同，德国输掉了战争，由此而来的经济、政治和心理影响是深刻的。几乎所有议题、所有辩论都笼罩在谁该为战争负责、战后赔款等问题的阴影之下。不能赢得胜利，也就不能对男人和女人们在四年中忍受的痛苦做出补偿。经历旷日持久的战争煎熬后未能获胜，没能带来财富，也没有欢欣鼓舞的感觉。与更东边的俄国不同，德国未曾经历彻底的革命，没有彻底消灭传统精英的权力和声望。德国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尽管的确通过革命实现了国家的民主化，但也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很多旧的社会秩序。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缺乏共识、纷争不断。诸如德国人如何共同生活，以及如何与邻国共存这样最基本的问题，都引发了连绵不断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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