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年会记录选编_王良镭，何品编_9787547850671

本书为档案资料汇编，属于“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系列著作中的一种，主要内容是中国科学社自1916年至1948年召开的历次年会的开会情况，重点在于这些年会的总结报告和概况报道。将目前所见的中国科学社历次年会记录，经过收集、整理、选录、校注，汇编成书，供研究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20世纪初叶，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代表的科学革命横空出世，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其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影响所展现出来的伟力，极大地刺激了正留学科学先进各国、寻求强国方略的中华学子，“科学救国”一时间成为他们的共同认知因而成为时代最强音。他们求学之余，怀抱复兴中华民族之志，以英国皇家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等为模范，创办学术社团、发刊书报、翻译书籍，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及其体制、精神输入中国，并由此建立中国科学技术体系，中国科学社就此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综合性学术社团，促进并参与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发生发展。

一

中国科学社(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原名科学社，1914年6月10日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任鸿隽、杨杏佛等九人在纽约州小镇伊萨卡（Ithaca)创议并成立，宗旨为“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其主要目的是集股400美元创办《科学》杂志，因此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在董事会下设立营业部、推广部、《科学》编辑部、总事务所、通讯处等。1915年1月，《科学》在上海出版发行，开始对什么是科学、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的社会功用等方面进行全面讨论，填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这一方面的空白，开创了中国科学发展的新纪元，切合了当时国内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为新文化运动“德先生”“赛先生”的吁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创办者以为有股东在后面监督，《科学》可以避免当日大多数刊物有始无终的命运。可《科学》的实际运作表明区区400美元的股金杯水车薪，即使股东人数与股金数目远远超过当初的设想，也根本无法维持《科学》的继续刊行。同时，仅仅一份《科学》杂志也不能达到提倡科学的宗旨。于是创办者们开始筹备将股份公司形式的科学社改组为学术社团形式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由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隽三人起草的《中国科学社总章》得到社员赞成通过，中国科学社宣告正式成立，宗旨为“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严格规定了社员入社的条件、权利与义务，在董事会下设立分股委员会、期刊编辑部、书籍译著部、经理部、图书部和年会筹备委员会，初步具备了一个学术性社团的组织结构与功能。除继续发刊《科学》而外，更有一个全面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规划，书籍译著部从事科学书籍的翻译引进与撰著，图书部专门筹设科学图书馆以为科学研究做准备，年会筹备委员会筹备年会特别是学术交流的论文征集。更为重要的是，设立分股委员会将不同学科专业的社员分股，不仅是未来各专门学会的雏形，也有将未来成立的各专门学会统摄在中国科学社的考虑，惜乎这一规划与设想最终未能实现，也使其在20世纪30年代转化为中国科学团体联合会角色的设想未能成功实现。

中国科学社改组后，社务不断扩展，影响日渐增大，得到了爱迪生、蔡元培、黄炎培、张謇、黎元洪、伍廷芳等中外名流的赞许与支持，并连续召开了三次年会，在当年以学生会年会为特征的留美学界独立发展出一个学术性年会，在情感交流之外学术交流共同体日渐形成，不仅得到了留美学界的激赏，更锻炼了留学生们的学术能力。1917年3月，向北京政府教育部注册，正式成为法人团体。到1918年，社员人数已超过400人。

二

随着主要领导人周仁、胡明复、过探先、竺可桢、任鸿隽、杨杏佛等的学成归国，中国科学社也于1918年搬迁回国。与大多数留学生创办的学术团体回国后面临生死存亡境地一样，中国科学社也面临这一困窘。首先是新入社社员急剧下降，还有经费奇缺，旗帜《科学》稿源缺乏以致无米下炊，没有固定的社所等现实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国内政局不稳，社会不宁，留学归国者显身手的舞台极其狭窄，真正能开展科学研究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然而，与大多数留学生社团回国后销声匿迹不一样，中国科学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逐步解决了生存的困难。通过蔡元培获得了北京大学每月200元的《科学》出版资助；发起5万元基金募捐，任鸿隽等北上南下、东走西奔，终有所获；通过张謇等关系获得了南京成贤街固定社所；吸收丁文江、李仪祉、秦汾、翁文灏等国内学界先进进入领导层，并选举丁文江为社长，进一步在学界扩大影响。

当时的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极端稀缺。中国科学社领导人深刻认识到，科学若仅仅停留于口头言说的宣传，无论多么动听，总是空谈，只有进行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中国科学才能真正发展。因此，他们不仅在舆论上（主要是《科学》杂志）鼓吹科学研究，社员们也身体力行具体实践，并于1922年8月创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生物研究所作为中国科学社宣扬科学研究、从事科学研究的载体，是中国科学社创办最为成功的事业之一，也是民国科研机关的典范。它筚路蓝缕，对中国科学无论是科研人才的培养、科研成果的产出，还是科学研究氛围的形成、科学精神的塑造与传播，都有不可估量的贡献。生物研究所通过科研成就在国际科学界为中国赢得了崇高荣誉，是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科学共同体的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知识的视野。

为了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1922年8月在南通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中国科学社再次修改社章，进行第二次改组，将原来执掌社务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设立全新的由社会名流组成的名誉性董事会，专门进行基金捐款与管理，并于当年冬天选举张謇、马相伯、蔡元培、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廉、胡敦复等九人为第一届董事，由董事会向财政部申请，获得江苏省国库每月2000元的资助。宗旨改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研究学术”的口号。社务达九项之多：　（1)　发刊杂志，传播科学，提倡研究；（2)　著译科学书籍；（3)　编订科学名词，以期划一而便学者；（4)　设立图书馆以便学者参考；（5)　设立各科学研究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实业与公益事业之进步；（6)　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上、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诸标本，陈列之以供研究；（7)　举行科学讲演，以普及科学知识；（8)　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9)　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一切问题。除继续从事科学传播与科学普及而外，核心是宣扬与具体从事科学研究。

此后，中国科学社按照社章规定日渐扩展社务。在科研机构设立方面，除生物研究所外，还有理化、数学、卫生、矿冶及特别研究所等计划；在科学教育方面，设立科学教育部从事《科学》杂志的编辑发行、“科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和通俗科学演讲，计划设立通俗观象台、科学博物院（分为自然历史与工业商品两类）、科学书籍编译院、仪器制造所等；在科学图书馆方面，除南京社所已有外，还计划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处设立分所。按照任鸿隽的说法，总图书馆及自然历史博物馆设在文化中心北京，理化研究所及工业商品博物馆设在工业中心上海，生物与卫生研究所设在南京，矿冶研究所设在广州，其余分图书馆与特别研究所根据各地需要随处可设。这是一个宏伟的规划，欲在全国建成中国科学社的一个学术机构网络。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述宏大计划大多未能实现，即使曾多次向社会募捐，一再筹设的上海理化研究所、数学研究所也没有最终结果。但无论如何，获得发展机会的中国科学社走上了蓬勃发展道路。入社社员年年增长，至1927年已达850人。1922年开始汇集年会论文，用西文发行《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The Transaction of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成为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科学界的通道。生物研究所亦自1925年开始发刊研究成果。

社会影响大为扩展的中国科学社在中国科学发展事务上的发言权也大大提升，特别是在当时英美日庚款退款应用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中国科学社提出退还庚款在中国所办事业必须是中国最根本最急需的，能为中国谋求学术独立的永久文化基础，能增进全世界人类之幸福的事业。这一主张反响强烈，也成为各国退还庚款使用的重要标准。同时，中国科学社不少领导人进入对中国科学影响最大的美庚款管理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领导层，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发展争取到不少的经费资助。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科学社不仅取得国内学术社团的领导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前中国学术界代表。

三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积极的科技政策，设立国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国立专门研究机关，充实大学科研力量，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步入新天地。这虽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民间学术社团相关方面的发展，但中国科学社还是获得了发展契机，步入一个空前的扩展时期。

首先，通过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努力，获得国民政府40万元二五国库券，是中国科学社历史上最大一笔款项，也是其后来发展最为重要的基金，专门设立了由蔡元培、宋汉章、徐新六等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第二，国民政府将南京社所及其围墙外的成贤街文德里官产划归中国科学社永久使用，进行改建与扩充。第三，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专项资助后，改建生物研究所，分植物研究室、动物研究室、动物生理实验室、图书储藏室、阅览室、标本陈列室与储藏室等。第四，有了大笔基金后，购定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09号房屋为社所，并将总办事处由南京搬迁到上海，将社务重心由南京转向上海，南京仅留下生物研究所及其附属图书馆。

中国科学社还创建明复图书馆、设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发刊《科学画报》和《社友》、设立学术评议与奖励基金、成立科学咨询处、联合其他团体召开联合年会等等。1931年元旦，中国第一座专业科技图书馆明复图书馆（为纪念英年早逝的重要领导人胡明复而命名）落成，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三层楼房，建筑费用8万余元，设备费用3万余元，完全免费向国人开放。明复图书馆建成后，成为上海社会和学术生活中的重要活动空间。战时更成为保存图书仪器等学术资料之地，为中华文化的存续与接续贡献力量。

为解决《科学》印刷发行脱期等问题，中国科学社创设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最初专门从事印刷，后扩展业务，发展成为中国最为有名的科学出版机构，专门印刷科学书报，分为印刷部、图书部、仪器部三个部门，在南京、北平、汉口、重庆、广州等地设分公司，在中国科学图书的印刷、科学仪器的制备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社友间联络，1930年10月发刊《社友》，专门刊载社务、社友往来及社友消息，至1949年共出版93号(期）。广泛记载了社员的活动与社务进行状况，是了解当时中国科学界“实态”的一份重要资料。1933年8月创办科普刊物《科学画报》，时任总干事杨孝述具体负责，在当时众多科普刊物中异军突起，成为至今仍延续发行、影响极为深远的科普读物，也成为中国科学普及的旗帜。

学术评议奖励是一个完善的学术共同体主要任务之一，也是学术体制化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更是学术独立运行的重要基础。自1929年以来，中国科学社相继设立、管理的学术奖金有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考古学奖金、爱迪生纪念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范太夫人奖金、梁绍桐生物学奖金、裘氏父子科学著述奖金等，这些学术奖励的评审颁发不仅是对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承认，而且对获奖人员来说更是巨大的鼓励，是他们在未来科学研究道路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的动力之一。中国科学社也曾有向国内科学研究最著名者颁发“中国科学社奖章”的设想，并制定了章程，但最终没有结果。

中国科学社成立伊始就有科学咨询业务，但一直未能有所行动。1930年，国民政府号召学术机构开展科学咨询事务，并订立了“科学咨询处办法”。中国科学社积极与政府合作，设立了科学咨询处，并将咨询的问题和答案刊布在《科学》杂志上。《科学画报》创刊后，“科学咨询”移载该刊，每月咨询者达50件左右，1936年度更超过1000件，后改为“读者来信”，成为《科学画报》几十年不变的特色栏目。

中国科学社年会日渐成为国内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1934年，中国科学社联合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专门学会召开联合年会，宣告中国学术界联合年会的开启。1936年，中国数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加入，在北平举行七学术团体年会，到会456人，论文292篇，被誉为全面抗战爆发前“最大也是最后”的学术盛会。联合年会的召开与各种综合、专门学术期刊的创刊发行，标志着中国科学交流系统正式建成，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社旗帜《科学》发刊到1935年，走过了20年的风雨，面临着专门科学期刊、大学学报、研究机关集刊等众多学术刊物的挑战。中国科学社专门聘请山东大学生物系主任刘咸出任主编，对其进行改组，定位读者对象“首为高中及大学学生，次为中等学校之理科教员，再次为专门学者，最后为一般爱好科学之读者”，设有“社论”“专著”“科学思潮”“科学新闻”“书报介绍”“科学通讯”“科学拾零”等栏目，旋增论文摘要性质的“研究提要”。改版后的《科学》下接续完全通俗的给一般读者阅读的科普期刊，上接续各专业学会的专业期刊，“实居中心枢纽地位，……其宗略规托英国之《自然》周刊，美国之《科学》，德国之《自然科学》等杂志”。

到1937年，中国科学社的整个事业发展到巅峰，有上海总社所（有总办事处、明复图书馆及编辑部等）、南京社所（有生物研究所与图书馆）和广州社所。董事会由马相伯、蔡元培、汪精卫、熊希龄、吴稚晖、宋汉章、孙科、胡敦复、孟森和任鸿隽组成。理事会由翁文灏(社长）、杨孝述（总干事）、周仁（会计）、赵元任、胡刚复、秉志、竺可桢、马君武、胡适、任鸿隽、胡先骕、李四光、王琎、孙洪芬、严济慈组成，个个都是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秉志为生物研究所所长兼动物部主任、钱崇澍为植物部主任兼秘书。图书馆委员会由胡刚复、尤志迈、王云五、杨孝述、刘咸组成，刘咸兼任馆长。《科学》编辑部集中了当时学术界的精英如范会国、杨钟健、吕炯、吴定良、卢于道、冯泽芳、吴有训、曾昭抡、张江树、张其昀、顾毓琇、王家楫等。全国还有12个社友会，由各地学术界领导人物主持。此时的中国科学社，已经成为民国学术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组织，被誉为“社会之福，民族之光”。

四

当事业蒸蒸日上的中国科学社正筹备联络各专门学会在杭州浙江大学召开联合年会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中断了中国科学的正常发展。为了保存中华民族发展的火种，除明复图书馆、《科学》和《科学画报》编辑部、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事业和机构因地处法租界而留在上海外，其他事业和机构如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及图书馆，与当时大多数学术单位一样汇入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千里搬逃的洪流中，内迁重庆，落脚于西部科学院，后建造简陋研究室，继续积极从事学术研究。

南京社所、生物研究所在内迁重庆时，限于人力物力，只将小部分书籍标本迁出，留下人员照顾所址并保管价值连城的书籍仪器和标本，不想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首先派军队强占生物研究所，并肆意破坏所内设施。后来原驻防部队调访时，竟然放火将生物研究所烧毁，标本、仪器、书籍均荡然无存。曾是那样蓬勃发达、活力四溢、成就卓著的生物学中心生物研究所就这样被毁了。

生物研究所内迁时，秉志因夫人生病而留守南京。生物研究所被毁后，秉志到上海，与刘咸、杨孝述等中国科学社核心成员，在“孤岛”上海及沦陷区克服各种困难维持中国科学社社务，继续发刊《科学》《科学画报》，坚持明复图书馆的开放，提供了科学交流的平台，记载了科学进步的历程，保存了中国科学发展的火种；千方百计坚持科学研究，并关注后辈学人的成长，为战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深知科学在抗战中的作用，毅然走出书斋，以自己之所长，通过《科学》《科学画报》《申报》等媒介发表言论，宣扬科学抗战报国、抗战救国、抗战建国。他们在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敌斗争，与真枪实弹的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战以及暗藏杀机的沦陷区谍报战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壮丽画卷，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不畏强敌的崇高情怀与情操，是名副其实的另一种抗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不存，1942年3月中国科学社总社内迁重庆，上海社所由照料委员会照料，留职工3人看守。上海社务除《科学画报》继续维持外，《科学》在发刊第25卷后首次宣布停刊，明复图书馆关闭。1942年9月，上海社友会协同照料委员会将明复图书馆重新开放。翌年3月，《科学》第26卷在重庆出版，宣告了这份刊物的重生。同时，随着内迁的学术界日渐稳定下来，中国科学社先后于1940年、1943年、1944年联合多个专门学会召开联合年会，不仅进行学术交流，更为抗战建国献计献策。

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社事业不可避免地逐渐走向衰落。抗战胜利后，中国科学社力图有所作为，终因环境制约，维持现状已告艰辛。南京社所被毁，生物研究所不能复员，研究人员星散，只有秉志等少数几个人在上海明复图书馆坚守。鉴于雷达技术的广泛应用，曾有设立射电研究所的计划，亦因故不能实现。面临恶性通货膨胀，即使国民政府1947年曾拨助复兴修建费法币3亿元、图书仪器购置费美金2万元，也不能满足日常维持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领导人曾满心希冀继续充当民间科学代表，为新社会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民间私立社团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和可能性。1951年《科学》刊发一期增刊后停刊。为继续维持生存，中国科学社于1952年2月修改社章，将宗旨改为“团结同志，继续研究科学，交流经验，并协助生产事业之发展”。1954年为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科学史料展览，组织编纂出版“中国科学史料丛书”“科学史料译丛”等。1957年“双百方针”期间曾将《科学》复刊，延续不及两年又告停刊。其后，中国科学社相继将各种事业移交给人民政府后，维持至1960年5月5日发布《告社友公鉴》，正式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1985年，由12位科学家建议，在中国科学社老社友，《科学》的老编辑、老作者、老读者的支持下，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复，《科学》再次复刊。复刊后的《科学》承接前辈的科学梦，努力地传播科学，播撒科学的种子，又继续在科教兴国的旗帜下奋力前行！

五

从1914年美国纽约州小镇伊萨卡走来，到1960年在上海结束，中国科学社在其近半个世纪的存续期间，保留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据调查，目前这些档案资料主要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复旦大学档案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和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等处。

上海市档案馆藏有中国科学社全宗和散布在其他全宗的相关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中国科学社全宗共有档案资料280卷，起止时间为1914—1960年，大致可分为五类，综合类有中国科学社概况、会议记录、社员名单、入社志愿书等；科研类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相关档案如工作报告、征募基金等，中国科学社主持的各种奖金相关档案；建设类主要有南京社所、上海社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相关建筑档案；实物类有中国科学社摄影集、剪报资料等；其他科学团体档案有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学艺社等档案。散布在其他全宗档案资料也有120卷左右，比较重要的有中国科学社结束时期与上海市文化局等机关往来函件、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档案等。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有档案30余卷，内含中国科学社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部分档案资料，诸如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发起书、中国科学社结束时移交清单等。复旦大学档案馆主要藏有长期担任《科学》杂志编辑部主任刘咸与学界同仁的往来函件，如翁文灏、竺可桢、秉志、胡先骕等当时中国学术界顶尖科学家与刘咸围绕《科学》杂志及学术界相关情况的通信。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藏有中国科学社留美分社的档案资料。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有中国科学社初创时期的一些档案资料，特别是早期社员留学档案。

这些档案资料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科学社自身的创建、发展、消亡的过程，更反映了作为民间科学社团在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中如何苦心孤诣发展中国科学的艰难历程，见证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因此，对中国科学社留存下来的大量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出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和缜密研究就有其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有鉴于此，长期致力于中国科学社研究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剑，联合上海市档案馆邢建榕、何品、王良镭，复旦大学档案馆周桂发、杨家润，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林丽成、章立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段韬等学术同好组成课题组，共同开展国内所藏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及研究工作（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和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相关档案资料留待机会成熟再行整理研究），缅怀中国科学社先辈们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业绩，并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及《科学》创刊一百周年。

本课题组织实施以来，得到各相关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科学》杂志编委会主编、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欣然担任编委会主任，并撰写序言。本课题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上海市新闻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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