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寥、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结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1913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楩、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寥、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改革开放30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
冯天瑜，1942年生。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千岁丸上海行一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商务印书馆，2001）、《明清文化史札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等，合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晚清经世实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等。1998-2001年在日本爱知大学任专任教授，2004-2005年在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任外国人研究员。
文化转型刍议
——兼论现代中国多层级变革交叉互叠1
探索近代文化轨迹的新创获
——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读后26
从古典到近代：略论中西人文精神的演进39
元典的近代诠释：经史同异论54
对“冲击一反应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反思72
“文化重演律”短论84
从元典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94
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109
《明夷待访录》“近代性”考辨136
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
——“古学”通往“新学”的桥梁170
道成经世派的“开眼看世界”193
“变易”与“不易”的二律背反
——洋务派“变法”观平议208
张之洞从清流党到洋务派的转变218
两种近代化方略的论战
——《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评析241
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259
简议武汉早期现代化283
近代民主主义的民族文化渊源294
《新青年》“民主”诉求之特色313
“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334
“科学”：语义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359
走出单线直进史观误区
——以中国“封建社会”定位为例371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遭遇391
从梁启超对东亚传统现代意义的两极评议说开去424
作者主要著述列表430
后记433
主持人：一般读者接触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这一话题，恐怕最想了解的还是这种转型的历史脉络。因此，在弄清其时代特点后，最关心的是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的主要表现。在这方面，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李：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带有根本意义的标志应是固有知识来源、知识系统和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发展中逐步走向现代。近代涌现出的新型知识群体之所以能够充当中西文化对接的重要媒体，是因为他们在中西文化的熏陶中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们学贯中西，掌握或基本掌握了现代的知识和本领，并在自己的工作和实践中重新找到了自我。也就是说，新知识为他们带来了新命运，新的文化价值观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去推进传统思想溢出传统，迈向现代。从这种意义上讲，知识的变迁对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至关重要。因为知识的特性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和文化选择，也会左右个人或群体的命运，还将深层次地影响传统思想的走向以及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鸦片战争以来的百余年间，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这一历史主题，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知识的全面更新是时代的要求。几千年来固有知识资源和知识系统已经难以完成具有本质意义的现代知识的转换，所以在引进西学的同时，也在艰难地改进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方法，以便开凿新的知识源流和建造新的知识系统。而其中牵动全局的举措就是教育改革。在废除科举制度的进程中创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堂，逐步确立了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年轻一代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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