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仪式文化价值观传播学建构_张梅兰著_9787568070355

本书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跳丧仪式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传播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叙事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从仪式与文化价值观的呈现、仪式中文化价值观的传播模式、仪式互动与民族文化认同、仪式叙事与民族记忆传承等方面，探讨仪式传播与土家族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关系，总结出一套仪式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模式，并思考仪式变迁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播功能，以历史反观现实，并从文化传播的视角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培育、建构提供理论参照与实现路径。

人类自诞生之初就迈上了对起源问题的漫漫求索之旅，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飞禽走兽，这世间万物究竟从何而来？又会以何种形式将生命延续下去？所有的迷惑困扰着从混沌中初醒的人类，文明便是在这一连串发问中衍化生息，以时间为刻度吞吐着千百世纪的风云莽苍。作为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古希腊孕育了光辉而灿烂的海洋文明，哲学家们试图通过智慧较量探寻宇宙本原的真理，他们不满足于虚妄缥缈的神话，而是依靠推论和观察阐明天地的自然变化。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7年)是人类有史以来*早求证万物根源的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他认为对大多数自然现象的解释不必求援于神秘力量，通过日常观察即可发现，世界万物都起源于水，宇宙同时存在两种核心力量——凝聚和扩张：水在热力引导下膨胀变为空气，也能不断凝缩化为尘土。作为自然哲学的奠基人，泰勒斯开启了对“宇宙本原”的追问和思考，而对人类仪式的研究与思考，正是人类试图打开自我建造的“文化意义之网”的集体尝试。
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仪式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能体现其民族本质特征的行为方式与符号表述。仪式对社会实践和人类行为起着重要作用。仪式不仅是一个民族表述和传承的“原生形式”，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践行活动(彭兆荣，2010)，它提供了族群认同与民族记忆的依据(薛艺兵，2009)。社会学家涂尔干和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都曾将仪式视为具有凝聚集体情绪、增强社会整合作用的人类文化现象。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通过某种仪式形式，动机与情绪得到强化，现实社会与精神领域借助一组象征符号得到融合，变为同一个世界，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仪式行为是文化价值观的结构的反映，仪式形式是确认并交流这些文化价值观或结构的合法性的重要形式之一。就像玛丽·道格拉斯所说，仪式通过组织集中人们的注意力，活跃了人的记忆力并将现有的价值观和相关的过去联系起来。
在人类学视域内的仪式传播研究范式中，“共享、召唤、聚集”始终是贯穿仪式传播观的核心要素，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是构成仪式传播的共同要素，“仪式”与文化具有天然的渊源关系。仪式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及整合社会的方式(郭于华，2000)。在千百年的人类文化发展史中，仪式在其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展现出了一种文化“动力”(cultural agent)的、能动的、颠覆性的、创造性的、社会批评的图景(特纳，1967)。正是通过仪式的传播，人类动机与情绪及关于存在秩序的一般观念才是相互满足和补充的。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起来，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格尔茨，1973)。
仪式传播通过其召唤功能完成文化的传承，从而保持国家、民族文化的个性和独立性。仪式本身传递了丰富的隐喻、象征意义和族群文化心态、价值规范。民族仪式作为民族文化的有机载体，是全方位了解民族文化和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民族仪式不仅反映了民族文化和精神，也促使个体通过仪式对本民族的文化社会进行反思与界定，从而获得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精神的认知与认同，社会生活也由此得以整合。民族仪式在促进族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尊重和团结，促使族民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传播中形成民族文化认同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具有长久性、持续性。
文化层次的价值观研究是把国家、民族形成的文化积淀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评判，从中梳理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及价值取向。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2002)提出，价值观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认同、认同的程度如何，能否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引领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生活、行为的方向和判断是非的标准、内化为民族地区社会成员的价值认同，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民族仪式传播与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关系，探讨仪式传播如何通过召唤、聚集等功能形成对土家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意义共享和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上述认知，本书探讨土家族仪式传播与土家族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关系，思考仪式变迁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播功能，以历史反观现实，总结出一套仪式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模式，并从文化传播的视角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培育、建构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指出，文化整合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即一种文化将自身历史上的种种特质整合到当下状态中来，亦称同质文化整合；二是空间维度，即一种文化将异于自身周围地区的特质整合到自身中来，也称异质文化整合(本尼迪克特，1988)。基于仪式时空的传播样态，总体上看，仪式传播经过发展和洗礼，体现了历史的一致性：通过其召唤、聚集和共享功能，仪式所蕴含、反映的社会意识形态经历了原始狩猎时期的单纯 “食物共享”、封建社会的“权力聚集”，到近现代社会的“共荣共生”，及至今天的和谐、发展等路径，仪式传播呈现了“文明—聚合—现代文明”的民族文化发展形态。仪式传播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仿佛一条记录和展演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丝带”，和谐、发展、合作等核心概念贯穿始终，是土家族文化发展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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