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还是胡同生活的时代。运煤的骆驼队在城里穿街走巷，铃铛清脆悠远；“唱话匣子的”背着留声机，等着愿意听京戏、听笑话的人请他上门。那时候的孩子到游艺园里看露天电影，听戏、看杂耍；男孩子在胡同里踢球，女孩子在院子里玩“踢制钱”……这一切，都是作家林海音在《城南旧事》里描绘的景象，是她离开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北京到台湾之后，追忆童年生活的背景。而她从六岁到十三岁的童年往事：结交的朋友，经历的故事，观察的生活，则在这样的环境中徐徐展开……
作品由五个相互没有因果关系的小故事构成，它们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可以看作是一个懵懂的孩子刚刚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全记录。小女孩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日本漂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这里的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会馆门前的“疯”女人，常被打骂的小伙伴妞儿，隐藏在荒草丛中的小偷儿，敢于冲破旧家庭的藩篱追求新生活的兰姨娘，丢下自己的孩子来做奶妈的宋妈，他们都曾和英子朝夕相伴，但*后却又一一离去。直到*后，严厉又慈爱的父亲长眠，“我”肩膀被放上长女的家庭责任，童年就远去了。作品用清新明丽的语言风格，稚嫩真诚的表达方式，描写英子面对大人世界里“疯子”与“正常人”、“好人”和“坏人”等等一系列人生难题时候的困惑，写英子的眼睛观察到的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整部作品在天真盎然中道尽了人世的复杂多变，也道尽了英子面对人世凄苦的所有困惑和思索。
五个故事中，《惠安馆》所占篇幅*重，也*为动人。小英子初尝友谊的甜蜜和初经世事的苦涩在这个故事中纵横交错。与“疯”女人秀贞和小伙伴妞儿的交往给英子带来了摆脱大人掌控的生活快乐，然而，两个人遭遇的不幸又每每让她感到忧愁和困惑。英子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这对苦命的母女相认了，但等待她们的结局却不是团圆，而是死亡。短短的一个故事，从单纯明媚、快乐阳光到愁肠百结、以悲剧收场，汇集了多少人生况味和人间悲喜呀！
其实，不仅是《惠安馆》，其他故事也都保持了这样的悲喜交加的情感基调。换句话说，作家总是在快乐单纯的笔调中，在温煦从容的回忆中，写人生的艰难曲折，写命运的多灾多难。在《我们看海去》中，英子和大朋友保持着神秘的友谊，还约定了一同去看海，但*后却无意之中充当了“出卖”他的人。“朋友是小偷”，这无论是对于七岁的英子而言，还是对于所有的人，恐怕都是一个难辨是非情感的难题。而那首《我们看海去》，又带上了多少童年的浪漫幻想和困惑忧伤呢！可爱又危险的兰姨娘的故事，可亲又有些唠叨的宋妈的故事，亦是如此。所有的人物、所有的故事都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单纯，而是充满了五味杂陈的生活滋味。单纯和复杂，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特殊的城南景观。
《城南旧事》像一幅童年的风景画，很多童年生活细节，都被作者描绘得栩栩如生，意趣盎然。可以直立放着的棉裤筒，毛茸茸的小油鸡，树上的虫子，草丛里的皮球，不明就里就跟大人胡乱学的歌谣，还有对付大人的鬼点子、虚荣心，对待伙伴的真诚直率等等。“我们真快乐，胡说胡唱胡玩，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尤其是对童年的性格特征和情感特征的逼真描绘，在作品中更是不胜枚举。比如，英子得知妞儿的父母不是亲爹亲妈，她就赶紧回家问自己是不是妈妈亲生的，妈妈怎么生的自己。比如，看到兰姨娘可能会夺走爸爸，英子就赶紧改变对德先叔的态度，撮合兰姨娘和德先叔在一起。比如，看到妈妈总是生孩子，她就暗地里给妹妹起外号等等。尽管时代不同了，具体的生活环境变了，但属于童年的共同情感状态没有变。作者用风趣的语言、似曾相识的场景和深沉的回忆，把属于童年的快乐单纯、明媚阳光都带到读者的面前，让人心生温暖。
《城南旧事》像一幅京味风俗画。火炕、鸡毛掸子、桂花油、毛驴、洋车、煤油灯、闹鬼的房子、做小买卖的吆喝声、以物换物的购买方式、公用的水井、南腔北调的语言、虎坊桥的灯会、城南游艺场的喧闹，甚至宋妈的重男轻女……在主线故事之外，作品堪称“平民生活的写真”。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活跃着宋妈这样的既善良又有些多事的人，她们见面就问“吃了么您？”，她们追逐热闹、传播小道消息、关心别人的生活。于是，即使是深宅大院的生活，也会变成“鸡犬相闻”的一部分。胡同生活，或者胡同文化，就这样形成和延续，就这样在英子的笔下复活，重新散发着风趣幽默的世俗烟火气息，充满了北京民俗特性与文化风貌。人物对话与叙述语言，也都是地道的北京话，充满了浓厚的京味儿，难怪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称“林海音先生是台湾‘京味儿’作品的代表人物”。
《城南旧事》像一幅时代的缩微风云图。作品写的虽然是市井百姓的悲喜剧，但是却无处不折射着时代风云。关注的虽然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故事，却无处不以小见大，关注着更为广阔的人群世态。住在惠安馆的北大学生，走出家庭寻找自由的兰姨娘，新青年德先叔，来家里看病的日本医生，小偷的弟弟要留洋的梦想，“我”和妹妹等着看“出红差”……还有，大学生和秀贞破除礼教之后的爱情悲剧，兰姨娘和德先叔受《傀儡家庭》影响之后的爱情喜剧等等。“五四”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在小说中具体为普通人的爱情故事；革命斗争中被镇压的学生，在小说中具体为“出红差”。作者曾说：“我和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上。新文化运动发生时，我才是个母亲怀抱中的女婴，是跟着这运动长大的，所以那个改变人文的年代，我像一块海绵似的，吸收着时代的新和旧双面景象，饱满得我非要借写小说把它流露出来不可。”因而，作品在关注生活细部的同时，始终没有离开具体的时代环境。正因为有大时代的衬托，小人物的故事才有了更大的合理性，小人物的命运才变得那么难以把握。“大时代的小故事”是《城南旧事》的整体特征。
《城南旧事》像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它有清脆的语感，有细致的描摹，有生动的比喻，有精巧的结构，还有贴合人物身份的各种语言。比如，“妈妈说的，新帘子胡同像一把汤匙，我们家就住在靠近汤匙的底上，正是舀汤喝时碰到嘴唇的地方”，多么形象生动！比如，换绿盆儿的买卖人跟妈妈讨价还价：“听听！您听听！什么声儿！哪找这绿盆儿去，赛江西瓷！您再添吧！”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林海音很擅长用语言塑造人物，对着英子讲故事的秀贞，整天忙忙碌碌的宋妈，都是说着富有各自特征的语言出场，塑造了各自不同的性格。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小说中的小英子是一个线索人物，由她串联起了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形象的丰富性和立体化。她善良、仗义、倔强、聪明、胆子大，同时她又敏感、早熟、忧伤。尤其是《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中，她既意识到了作为长女的责任，又忍不住感叹这种责任来得过早、过于沉重。她以真挚的情怀抚慰别人的心灵、关爱别人的命运，尤其是女性的命运，这甚至成为她此后写作延续下来的着力点。她身上既闪现着作者的影子，又加入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在让人记住各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同时，也深深记住了这个讲述全部故事的小姑娘。
童年的意趣、胡同生活的活色生香以及时代的大风云，在如诗如画的笔墨中共同构成了《城南旧事》的文学图景。它们所展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于童年生活和老北京生活的回忆，更是她对于城南旧事所代表的故乡文化的乡愁，一种因海峡两岸的距离而产生的乡愁。这种乡愁，像小说里反复提到的骊歌般深沉浑厚，悠远绵长——“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台湾人林海音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末，生活在北京，之后她举家回到台湾。虽然此后她长住台湾，但她这个人、她的作品却始终“有浓厚的北平味儿”，“甚至比北平人还北平”。她深情地称北京为“第二故乡”，她熟悉北京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四季变换；她难忘京华古都的驼铃残阳、闹市僻巷、城垛颓垣，她思念故友亲朋、思念北京的一草一木。她说：“我漫写北平，是因为多么想念她，写一写我对那地方的情感，情感发泄在格子稿纸上，苦思的心情就会好些。”除了《城南旧事》，她还写了很多散文表达这种思乡情怀。“延伸阅读”栏目中收入的部分文章即是其中的代表。
正是有了这样的满腔思恋，她的笔调才变得淳厚纯净，淡泊温馨；而正是因为隔了逝去的时光和遥远的距离，她的笔下才拥有了一种豁达和从容。写悲剧的时候不大悲大恸，写喜剧的时候不得意忘形，时时处处都充满了温馨的惆怅，惆怅的温馨。整部作品中，她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而是让一个孩子眼中的北京、一个孩子眼中的成人世界从从容容地呈现出来，像生活本身一样，不疾不徐，提笔成文，涉笔成趣。“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城南旧事》体现了这样的质朴美。
《城南旧事》曾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20世纪80年代还被搬上银幕，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国内大奖，感动了几代人。怀旧的基调，多层次的情绪色彩，自然的、不着痕迹的叙述手段，不仅使其变成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品，就连它的书名，也变成了回忆童年生活、追忆往日时光的代名词。林海音这个名字，也因为这部经典作品，因为她为海峡两岸文学交流所做的贡献，因为她深沉的爱国思乡情怀，被文学史永远铭记。
“延伸阅读”部分另收入林海音《窃读记》《在胡同里长大》等美文若干篇，以期使读者对林海音笔下的老北京及其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另外，还收入了她回忆写《城南旧事》的小文《童心愚騃》，及她的朋友，著名作家、台湾大学外文系齐邦媛教授所写评论文章《超越悲欢的童年》，供读者们参考。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后 记
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写过一篇题名《忆儿时》的小稿，现在把它钞录在下面：
我的兴趣很广泛，也很平凡。我喜欢热闹怕寂寞，从小就爱往人群里钻。
记得小时在北平的夏天晚上，搬个小板凳挤在大人群里听鬼故事，越听越怕，越怕越听。猛一回头，看见黑黝黝的夹竹桃花盆里，小猫正在捉壁虎，不禁吓得呀呀乱叫。但是把板凳往前挪挪，仍是怂恿大人讲下去。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北平有一种穿街绕巷的“唱话匣子的”，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也是在夏季，每天晚饭后，抹抹嘴急忙跑到大门外去张望。先是卖晚香玉的来了；用晚香玉串成美丽的大花篮，一根长竹竿上挂着五、六只，妇女们喜欢买来挂在卧室里，晚上满室生香。再过一会儿，“换电灯泡儿的”又过来了。他背着匣子，里面全是新新旧旧的灯泡，贴几个钱，拿家里断了丝的跟他换新的。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他拿了旧灯泡去做什么用。然后，我*盼望的“唱话匣子的”来了，看见那人背着“话匣子”（后来改叫留声机，现在要说电唱机了），提着胜利公司商标上那个狗听留声机的那种大喇叭。我就飞跑进家，一定要求母亲叫他进来。母亲被搅不过，总会依了我。只要母亲一答应，我又拔脚飞跑出去，还没跑出大门就大声喊：
“唱话匣子的！别走！别走！”
其实那个唱话匣子的看见我跑进家去，当然就会在门口等着，不得到结果，他是不会走掉的。讲价钱的时候，门口围上一群街坊的小孩和老妈子。讲好价钱进来，围着的人就会捱捱蹭蹭的跟进来，北平话叫做“听蹭儿”。我有时大大方方的全让他们进来；有时讨厌哪一个便推他出去，把大门砰的一关，好不威风！
唱话匣子的人，把那大喇叭按在匣子上，然后装上百代公司的唱片。片子转动了，先是那两句开场曰：“百代公司特请梅兰芳老板唱宇宙锋”，金刚钻的针头在早该退休的唱片上磨擦出吱吱吜吜的声音，嗞嗞啦啦的唱起来了；有时像猫叫，有时像破锣。如果碰到新到的唱片，还要加价呢！不过因为熟主顾，*后总会饶上一片“洋人大笑”，还没唱呢，大家就笑起来了，等到真正洋人大笑时，大伙儿更笑得凶，闹烘烘的演出了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
母亲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我们现代不同，比如妈妈那时候交给老妈子一块钱（多么有用的一块钱！），叫她带我们小孩子到“城南游艺园”去，就可以消磨一整天和一整晚。没有人说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那时候的母亲并不注重“不要带儿童到公共场所”的教条。
那时候的老妈子也真够厉害，进了游艺园就得由她安排，她爱听张笑影的文明戏《锯碗丁》、《春阿氏》，我就不能到大戏场里听雪艳琴的《梅玉配》。后来去熟了，胆子也大了，便找个题目——要两大枚（两个铜板）上厕所，溜出来到各处乱闯。看穿燕尾服的变戏法儿；看扎着长辫子的姑娘唱大鼓；看露天电影郑小秋的《空谷兰》。大戏场里，男女分座（包厢例外），有时候观众在给“扔手巾把儿的”叫好，摆瓜子碟儿的，卖玉兰花儿的，卖糖果的，要茶钱的，穿来穿去，吵吵闹闹，有时或许赶上一位发脾气的观众老爷飞茶壶。戏台上这边贴着戏报子，那边贴着“奉厅谕：禁止怪声叫好”的大字，但是看了反而使人嗓子眼儿痒痒，非喊两声“好”不过瘾。
大戏总是*后散场，已经夜半，雇洋车回家，刚上车就睡着了。我不明白那时候的大人是什么心理，已经十二点多了，还不许人家睡，坐在她们（母亲或者老妈子）的身上，打着瞌睡，她们却时时摇动你说：“别睡！快到家了！”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许困得要命的小孩睡觉？母亲说，一则怕招凉，再则怕睡得魂儿回不了家。
多少年后，城南游艺园改建成屠宰场，城南的繁华早已随着首都的南迁而没落了，偶然从那里经过，便不胜今昔之感。这并非是眷恋昔日的热闹的生活，那时的社会习俗并不值得一提，只是因为那些事情都是在童年经历的。那是真正的欢乐，无忧无虑，不折不扣的欢乐。
我记得写上面这段小文的时候，便曾想：为了回忆童年，使之永恒，我何不写些故事，以我的童年为背景呢！于是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这些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的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儿。读者有没有注意，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一直到*后的一篇《爸爸的花儿落了》，亲爱的爸爸也去了，我的童年结束了。那时我十三岁，开始负起了不是小孩子所该负的责任。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要分几个段落的话，父亲的死，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段落，我在一九五一年父亲节写过一篇《我父》，仍是值得存录在这里的：
写纪念父亲文章，要回忆许多童年的事情，因为父亲死去快二十年了，他弃我们姊弟七人而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在我为文多年间，从来没有一篇是专为父亲而写的，因为我知道如果写到父亲，总不免要触及到他离开我们过早的悲痛记忆。
虽然我和父亲相处的年代，远比不了和一个朋友更长久；况且那些年代对于我，又都是属于童年的，但我对于父亲的了解和认识极深。他溺爱我，也鞭策我，更有过一些多么不合理的事情表现他的专制，但是我也得原谅他与日俱增的坏脾气，是因为他日渐衰弱的肺病身体。
父亲实在不应当这样早早离开人世。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努力，对生活有浓厚兴趣的人，他的生活多么丰富！他生性爱动，几乎无所不好，好像世间有多少做不完的事情，等待他来动手，我想他对死是不甘心的。但是促成他的早死，多种的嗜好也有关系，他爱喝酒，快乐的划着拳；他爱打牌，到了周末，我们家总是高朋满座。他是聪明的，什么都下功夫研究。他肺病以后，对于医药也很有研究，家里有一个五斗柜的抽屉，就跟个小药房似的。但是这种饮酒熬夜的生活，足以破坏任何医药的功效。我听母亲说，父亲在日本做生意的时候，常到酒妓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他太任性了！
母亲的生产率够高，平均三年生两个，有人说我们姊妹多是因为父亲爱花的缘故，这不过是迷信中的巧合，但父亲爱花是真的。我有一个很明显的记忆，便是父亲常和挑担卖花的讲价钱，*后总是把整担的花全买下。于是父亲动手了，我们也兴奋的忙起来，廊檐下大大小小花盆里栽的花，父亲好像特别喜欢文竹，含羞草，海棠，绣球和菊花。到了秋天，廊下客厅，摆满了秋菊。
花事*盛是当我们的家住在虎坊桥的时候，院子里有几大盆出色的夹竹桃和石榴，都是经过父亲用心培植的。每年他都亲自给石榴树下麻渣，要臭好几天，但是等到中秋节，结的大石榴都饱满的裂开了嘴！父亲死后的第一年，石榴没结好；第二年，死去好几棵。喜欢附会迷信的人便说，它们随父亲俱去。其实，明明是我们对于剪枝施肥，没尽到像父亲那样勤劳的缘故。
父亲的脾气尽管有时候暴躁，他却有更多的优点，他负责任的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都疼爱，我常常想，既然如此，他就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使生命得以延长，看子女茁长成人，该是*快乐的事。但是好动的父亲，却不肯好好的养病。他既死不瞑目，我们也因为父亲的死，童年美梦，顿然破碎。
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我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我们努力渡过难关，羞于向人伸出求援的手。每一个进步，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以受人怜悯为耻。我也不喜欢受人恩惠，因为报答是负担。父亲的死，给我造成这一串倔强，细细想来，这些性格又何尝不是承受于我那好强的父亲呢！
童年在北平的那段生活，多半居住在城之南——旧日京华的所在地。父亲好动到爱搬家，绿衣的邮差是报告哪里有好房的主要人物。我们住过的椿树胡同，新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尽是城南风光。
收集在这里的几篇故事，在时间上有点连贯性，读者们别问我是真是假，我只要读者分享我一点缅怀童年的心情。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愚而神圣吗？
一九六○年七月在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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