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布罗茨基的《小于一》，陪伴我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来我时不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我应该译这本书。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自我推荐的念头：这本书应该由我来译。现在，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在20世纪重要的诗人批评家中，我最喜爱的是瓦莱里、艾略特、曼德尔施塔姆、奥登、布罗茨基、希尼。当然，还得加上“诗人批评家”形象不那么鲜明但可能更值得挖掘和细味的叶芝和米沃什，他们的诗论和文论都夹杂在他们众多的散文随笔中，他们的批评都超出文学范围，探讨宗教和哲学问题——当然，作为叶芝的后辈，艾略特和奥登的批评也都指涉这些问题。
布罗茨基这本《小于一》置于这些大师的批评著作之中，其特别令我着迷和心仪之处是他的文体，以及这本书的“书体”。他文章的语调，近于中立，并且由于他自称写英语是为了“取悦一个影子”也即取悦奥登，因此还很克制和谦逊，而谦逊在本质上是自信——或者反过来说，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自信，并发现它其实是谦逊——这使得他的语调特别有说服力，进而使得他的眼界，或者说真知灼见，在这语调的控制下光芒四射。
至于这本书的“书体”，我认为它无论是作为一本作家随笔集，还是作为一本诗人批评家的随笔集，都是独一无二和无可匹比的。首先，它不是一部纯粹的批评著作，也即不是纯粹的批评文章结集或专著，而是结合了自传成分，而由于布罗茨基的经历极具传奇性，因此这自传成分不仅包含了对诗歌的评论，还有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尤其是对极权制度的评论。而我个人认为，散见于布罗茨基文章中的这些评论，是特别值得中国读者尤其是中国作家重视的。我说“评论”而不说“抨击”，必须解释一下。布罗茨基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本人已在美国，但是他绝不像大多数流亡者那样利用或推广自己的流亡身份，以此捞取无论是什么好处，包括名与利。相反，他尽可能地淡化自己的经历（是的，与他的俄罗斯诗歌前辈们的经历相比，他算得了什么呢），而且深入语言和诗歌内部，并从那里发来报道，包括——尤其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俄罗斯那些圣徒、烈士似的现代诗人。他原可以用公共语言和措辞大肆抨击那个政权，但是他不屑于这样做，而仅仅是或常常是在谈论自己的成长和谈论诗歌或诗人时顺便一提，略加评论，这反而使他的评论更具深度和洞察力。他这种不屑，不是一般的傲慢姿态，而是“一个诗人对一个帝国”的高度。而这个高度，又源自于他的一个信念，认为语言高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而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
其次，这是一部以长篇文章为主的随笔集，夹以若干短文，原书五百页，仅十八篇文章，其目录刚好占一页。除了标准的“诗人批评家”的长篇文章例如评论阿赫玛托娃、卡瓦菲斯、蒙塔莱、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沃尔科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的文章外，还有几篇短则三四十页、长则五六十页的“超文章”，包括分别对茨维塔耶娃和奥登各一首诗的细读；对20世纪俄罗斯散文（主要指小说）的无情裁决（《空中灾难》）；对自己的成长（《小于一》）、对父母（《一个半房间》）和对他的城市（《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的回忆；以及历史笔记和游记（《逃离拜占庭》）。如果说布罗茨基在长篇文章中展示了其视力和能力的话，《论独裁》和《毕业典礼致词》这两篇短文则证明他同样有过人的浓缩和压缩能力，也证明他在探讨诗歌、语言问题和顺便对社会制度略作评论之外，同样可以单刀直入地批评独裁政权和剖析善恶。而另一篇短文《自然力》则以真正“随笔”的方式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事实上，我建议初次接触布罗茨基的读者先读这三篇短文，不是作为开胃小菜，而是接受当头棒喝。
布罗茨基这本书中的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我所称的文体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书。相对而言，他的另一本篇幅相当的随笔集《悲伤与理智》尽管绝对是一流的，也是任何布罗茨基读者不能错过的，但其“书体”就不像《小于一》这样多元化和综合化，而更像一本标准的诗人批评家随笔集。但我得说，即使是我这样的布罗茨基迷，在初读《小于一》中的三篇“超文章”《论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一首诗的脚注》和《逃离拜占庭》时，还是会觉得冗长而烦琐。但根据我多次通读和校对译文的经验，这三篇文章是值得细嚼的，只要你付出耐性，一定会有回报。例如《逃离拜占庭》，一方面是历史笔记，一方面是游记，可以说是最无文学味的，诗歌和文学读者可能会不太感兴趣，但是文章中布满各种奇思妙想和犀利洞察，你在其他关于历史的文章和游记中是碰不到的。
总之，我个人认为，布罗茨基这本《小于一》是20世纪最好的随笔集，而不仅仅是一位诗人批评家的随笔集。任何读者都可从这本书中获得很多东西，不仅可作为文学力量和人格力量的参照系，而且可作为一个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和别人写作的斤两。至少，受到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就不会对那些不管是流行作家还是精英作家的文章太过在意，这可省去我们很多时间。
这本书的翻译头头尾尾耗时两三年，其间译者经历了离婚、父亲逝世、卖房子、搬家，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的岗位上辞职，再从香港迁居深圳等人生重大变故，仿佛译者也必须以实际行动对原作者表示一定敬意似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反过来说才对，是翻译和漫长的校对工作帮助我度过这些原应是艰难的时刻。
趁这次再版，我要感谢为本书初版付出努力和提供有益建议的曹洁女士、郭贤路先生和乔直先生。这次再版，我对一些用词作了修订，对一些错误作了纠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特别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宋佥先生重新做了细心的、水平极高的校对，纠正了不少错误。
译者，2020年11月18日，深圳洞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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