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东方编译所译丛)_任晓等 ?译; [挪威]斯坦因·U. 拉尔森 ?编_9787208169951

本书系统介绍了政治学学科中不可或缺的、传之久远的经典定律、理论、命题，以及基本的思维结构。这些定律和理论横跨政治学的各个次领域，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表现出持久性和重要性。由于这些定律和理论并无国界，因而它们对全世界政治学专业的学生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译者前言

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这一题目，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比如说有概论式的写法、原理式的写法，有专门写研究方法论的，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则另辟蹊径，可谓独树一帜。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问，政治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提出或形成了一些具有规律性的论述，对它们的称呼各有不同，诸如定律、规律、理论、定理等等。但不管名称如何，所指的都是那些反复出现、有规律可循的现象，也指在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出现的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与此同时，它们中也包含着各种各样的疑问、例外等。多年来，人们对其提出过种种问题并加以证明、引申、质疑或验证，在此过程中，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也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

政治学的这些经典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构成了这门学科的核心和基础。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有一定的核心理论作为其基础，否则就不足以成为一门学科。过去一些年间，曾不断听到有人提出要创立学，过后大多未见有名副其实的后续发展，因而也就是昙花一现。原因之一在于，所提议的这些学缺乏作为其基础的核心理论，无法将这个学支撑起来。

政治学的情形显然不同。像经济学那样，它是一门在社会科学划分和在学术制度上得到公认的学科，并有若干基本的概念和理论作为支撑。政治学在有了一定的经典理论、规律和定律之后，后继的研究者又通过质疑、辩驳、验证、修正等工作加以发展，理论就是这样向前推进的。遗憾的是，我们在现实中所看到的情况，常常是人们不断地追新逐后，喜欢去追逐一些新奇、时髦的东西，对于产生于美国的新鲜事物尤其如此。标新立异是美国的一种文化，也是它的学术文化。假如一味追逐这些新鲜的东西（有时被美其名曰追踪前沿），人们反而有可能忽视对其学科基本理论的掌握，甚至有可能在追新逐后中丧失自我。

正因为如此，掌握这些理论、定律、定理等就成为这门学科从业人员的必需，也是这门学科学习者的入门之阶。只有掌握了它们，政治学的从业人员方能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奠立牢固的根基，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一些问题看得更清、看得更远。由挪威的拉尔森教授主持撰写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为我们提供的就是这样一本书。

1995年，复旦大学建立了北欧研究中心。这样的中心在亚洲据说还是个。随着该中心的建立，作为北欧方面合作成员之一的挪威卑尔根大学每年都派一批教授到复旦大学授课，其中就包括拉尔森教授和他的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系的同事们，所讲授的课程包括比较政治学理论和研究途径及北欧政治等。我本人当时参与了有关工作，根据所保留的资料，挪威学者们当时就曾讲授和展示过对部分政治学理论的解析，讲授的内容中就有本书中的若干内容。其时，部分内容已经完全成稿（包括英文稿），系拉尔森教授所主持的定律与结构研究项目所产生的成果。这之后，又经过若干年，《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挪文版于2003年面世，两年后，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凡31章，译成中文也达到五百多页。可见，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无不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完成，相反，急功近利所带来的很可能是粗制滥造的产品。

本书的写法是独具一格的，每一章都集中于一个定律或一种理论，分为译文及简要解释、公式化表述、普遍性与可验证性，以及经验评估结论这几个部分，分别交代该理论或定律是由谁提出和如何提出的，述其来龙去脉，适用性如何，对它们的批评有哪些，批评者们提出了何种不同的论述，所依据的经验证据又是什么，等等，同时列举了相关的文献。这样，就给了读者有关该理论或定律的一个颇为全面的画面和概述，使其了解相关的发展状况和研究情况。假如有读者产生了兴趣并希望进一步钻研，就可以通过寻找和阅读该章所给出的有关文献信息，顺藤摸瓜地来进行。

这本书也是一项集体努力的结果，每一位作者分别就各自的专攻来撰写相应的那部分内容，如此，保证了对每个理论的论述都出自有专门研究的行家之手。

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尽管有些论述是我们未必同意的。比如本书第二十五章引述了美国经济史家W.W.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对马克思的批评，虽然并未展开。在他那本书的第十章中，罗斯托较为集中地讨论了对马克思一些理论论述的看法，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和他自己的分析之间个、也是根本的差别在于对人类动机的看法。马克思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是压倒性地从经济利益出发的，提出一个社会的决定只是由财产所有者作出的，这是一种有力但过分简单的假定。他本人则认为人类的实际行为不能被看作化行为，而应该被看做是这样一种行为，在人们看到为他们敞开的各种机会面前，使人们的各种互相代替和互相冲突的目标保持平衡。社会的行为不单决定于经济考虑。应该说，罗斯托的观点有他的道理，问题是他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否准确？这是可以讨论的。马克思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些深刻的东西，但如果有人将其称为经济决定论，则未免有失偏颇。在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之间毕竟是不能画等号的。因此之故，我们应更深入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通过阅读原著来达成。

这本《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中译本，是继《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之后，我们与挪威学者在这方面的第二次愉快合作，这项翻译工作也是集体完成的，译者分别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校和中国日报社。这是一个十分努力和敬业的小组，作为这项翻译工作的负责人，我对各位译者的合作和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我们也要再次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谌嘉女士为此作出的贡献。

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版的序言中，罗斯托写道：在目前的学术生活中，要找到一个环境，使人能完全集中注意力于一种思想的思考，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话写于1959年，却仿佛是对今天的中国讲的。毋庸置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同样需要少一点急功近利，多一点沉静从容。我们如此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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