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与世界的：从文化到学术_罗志田/著_9787303269495

历史虽然是逝去的往昔，但却无时不影响着现在。说历史，谈文化，思考当下学术。著名历史学者罗志田先生尝试把一些学院的见解普及到文化报刊的非学院读者范围，在公众和社会的学术兴趣日趋增强之时，把日新月异的学院研究以可读的方式表述出来。

新　序
《昨天的与世界的》是我到北大教书后辑成的本面向非学院读者的书，这些文字大多不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因写作机缘不同，虽不免时泛迂远之气，毕竟说话相对随意。而原序中所说的一些题外话，如今回看，颇有些感触。
我是2003年年初非典起而不宣的时候到北京的，当时如果公布了，我就会延迟赴京，甚或就不会去了，因为导致我离开川大的契机，就在那期间改变了
2002年我们历史系通过的两位博士生导师被学校否决了，我是分委员会的主席，不能不引咎辞职。学校当然挽留，先是一向很少过问他事的刘应明院士（时任副校长）拨冗给我这个后辈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说及两位中的一位别处已有大用，可以不必坚持了。随后分管校领导来寒舍晤谈，说得很坦诚，曰学校也不能没有面子，可否各退一步，两中上一?于是我们达成妥协。但这建议上会后却未能形成决议，无疾而终，于是我也就践诺北上了。
稍后川大更换了校领导，新校长是外来的院士，在非典警报解除后，带了八位部处院系领导专程到京请我吃饭，命回校服务。这样的阵仗，至少我是头一回遇到。对于校长的礼贤下士，不能说不感动！但我也只能诚实告诉校长，我已不是小青年，不能言而无信，既已正式入职北大，恐怕一时很难离开，唯有期以后来。事后想想，若非典提前公布，我的北上时间就要延迟数月。在此期间，很可能就被新校长挽留，便又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了。
因感恩北大对我的收留，并予以超高的待遇，所以到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闭门读书教书写作，不在北京演讲（北大校内除外）。这个规矩基本遵循，在京十多年，只有极个别的时候以不公开发布的方式在校外有过几场演讲。这样的心态在初版序言中隐约可见，其中引了两段话，一是张彭春说在他地教授者，多喜来京，而至京则懒惰优游，毫无出息，不如前之勤奋。一是傅斯年说陈寅恪在清华能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我是心里带着这两段话进京的，常以自勉。学问做不到前辈那样高的境界，至少在勤奋上可以跟进。
由于重看书中关于非典的命题作文，回忆起昔年的情状，不免心动，乃说些题外话。言归正传，本书的新版在两年前已经与三联书店签约，同时签约的还有近刚出的《风雨鸡鸣》。因为两书同时编，所以内容有调整。其中本书影响历史的人物一编悉数移出，放到《风雨鸡鸣》中了。而新增的文字也不少，整体从原来的六编改为现在的七编，各编的具体内容也有不小的调节。因为人物的移出，书名的副标题也改为从文化到学术。
虽然签约已较长时间了，因我长期未交出新版序言，书的编辑也一再推迟。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想要出此书，承三联书店高谊，同意转让。出版社惦记的背后，大约是读者的不弃，对此个人铭记在心，既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既又签新约，新序的撰写也不能不加快了。
看稿时对比新增的文字和昔年的文字，颇觉那些年的心态比现在更积极，参与意识也更强，对学界的一些自以为不顺眼的现象，颇欲贡献意见。其实平心而论，我们的学术社会，包括常被诟病的大学管理层，虽总有让人不满的一面，却也有着不少温馨的人和事。这样的两面性，从上述我辞职的经历就可看出。然而当年的建言，还是偏于批评的多，而赞扬的少。后来新增的篇目，就要恬淡平静许多。可能是因为马齿渐增，锐气日减。不过后一文里无意中提到了将无同和苍茫等人眼中闪烁的火花，或许那时的人就是比现在更理想化，亦未可知。
那是一篇为徐芳的《中国新诗史》所写的书评，尽管出以非学术的形式，探讨的却是一个大问题诗歌何以离我们而远去。中国本是一个诗的国度，读诗写诗曾经相当普及。这个数千年持续的传统，一直延展到20世纪，却在世纪之交寂然淡出。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不声不响地消解一个长期延续的传统，窃以为是一个亟须探讨的重大题目。
再插一段题外话，我自己少年时曾在前辈指点下学过旧诗，不过尚未入门（连韵都没来得及认真背就忽然可以考大学了），仅略知好坏，属于眼高手低的一类。大学虽然读的历史系，仍带点文学青年的遗风。进大学的第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出了陈寅恪的文集，七册中我仅买了三册，就是《柳如是别传》。在陈先生的著作中，这是一般史学中人不看重的一种。而且我们那时真没什么钱，买这三册书是要少吃很多份肉菜的。就因以前读过柳如是的诗，那句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感觉能以如此疏淡的文字抒写深情，必是高手。惭愧的是，或因随后心思逐渐转入史学，那书买来也没认真看，然而对诗的感情是持续的。
要知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个没有诗的文化，一群没有诗意的人，是不是缺了点什么?那篇书评的题目是历史的不完全，所本的是徐志摩的看法历史如果没有一部分想像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而本书的题目出自闻一多那句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当我们心怀如此理念时，却要面对一个逐渐无诗的中国，能不有深深的不完全感?
今天是冬至，昔以为阴极阳起之日。记得某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是为盼。
2019年12月22日
于青城山鹤鸣山庄

原　序
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
闻一多，1943年11月25日
胡愈之1948年在其小说《少年航空兵祖国梦游记》中说：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这恐怕是那一时代以及其前后许多中国读书人的共同心态。与其心态相类但表述几乎相反的是闻一多在1943年所说的：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
这是闻先生不再以代表某一派的诗人为认同，而以文学史家自居之后的认真自白。他那时心中的昨天主要是负面的：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他自谦说对这方单的形式还没有把握，但其基本精神实已确定，即虽然身在故纸堆中，却并非一个蠹鱼，而是杀蠹的芸香。
闻先生同年所写的另一文说，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这四个对近世文明影响深的古老民族，都在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四个文化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后则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慢慢开始接触，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再以后，渐渐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据其生命后期的契友朱自清的看法，这就是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
这些见解洋溢着新文化运动时期那种反传统的世界主义精神，反映出抗战后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那特殊环境里五四精神的复苏（在重庆的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便有着很不同的气象）。其实闻先生自己此前的主张相当不同，颇类陈寅恪所说的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至少也接近清季主张中西文明结婚的梁启超。他曾界定其所向往的新的、理想的艺术说：这个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底僵尸，乃是熔合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
同理也见于他所希望的新诗，即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氏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匹锦，应同时体现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两要素。只有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才能创造出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那样一种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
因此，提倡世界文学不能作为不顾地方色彩的托辞。如果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是绘画底一样要素。将各种文学并成一种，便等于将各种颜色合成一种黑色，画出一张sketch[素描]来。我不知道一幅彩画同一幅单色的sketch比，那样美观些。所以，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
可以看出，这样一种保持和发展多元地方色彩以成世界的文学，与闻先生后来所希冀的那种个别性渐渐消失的一个世界的文化，是非常不同甚至对立的，后者实不啻将各种颜色合成一种单色也。与此相类，闻先生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其前后认知也迥异，仿佛出自两人。
在1944年五四运动25周年时，闻一多对学生说：五四运动当时要打倒孔家店，现在更要打倒。不过当时大家讲不出理由来，今天你们可以来请教我。我念过了几十年的经书，愈念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二十多年的读书，方认识到孔家店现在更要打倒，且悟出打倒的理由，这是个人的进步，还是时代的退步?其间或多或少流露出新文化运动时流行的那种为爱国而反传统的故意说，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推促这些了解和挚爱本土文化的士人说那些他们认为应该说且不得不说的话。
其实闻先生自己曾明确表态：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他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他以此区别于《女神》的作者郭沫若，后者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底文化。他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的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
当然，爱祖国是情绪底事，爱文化是理智底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而从理智上爱一国之文化，要体现在鉴赏之上。在《女神》中，作者鉴赏中国文化底地方少极了，而且不彻底；该诗处处显示出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他定不是对于我国文化真能了解、深表同情者。根据前引新诗的标准，闻一多认为，《女神》一诗充分体现了20世纪的时代精神，但其地方色彩却更多是西方的。
可知闻先生确认自己曾经因为从理智上爱祖国文化而更爱中国。一般人随着年岁的增加，通常是理智越来越胜过情绪。而闻一多在读经书二十多年后，反因爱国而否定祖国的文化，岂不是弃理智而就情绪，越活越年少?二十余年间，同一个人对祖国文化的态度出现这样判若两人的反差，在其与往日之我战时，是怎样一种矛盾心境?他的心灵深处，埋藏着多少层次的紧张?
值得玩味的是，这样一种近乎脱胎换骨的自我思想改造，虽然受到各种各样外在因素的影响，却不存在什么行政机构的压力，基本是自觉自愿的。如此心态，恐非常理所能解喻，却提示出某种时代的共性。就像闻先生自己说的：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奋兴底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底中国。*这段很像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话，很能表现20世纪中国那充满矛盾和紧张的特色。
闻一多的同时代人胡适提出：在这个时代，新旧势力、中西思潮，四方八面的交攻，都自然会影响到我们这一辈人的行为习惯，所以我们很难指出某种人格是某一种势力单独造成的。*有时候，新旧中西就集中在一人身上。胡适就曾说他自己身上同时有着中国的我和西洋廿世纪的我两个立身处世非常不同而对立的我在，他认为这是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可借此而观世变。*
吴宓稍早与陈寅恪等谈话时更曾提出非常形象的二马之喻，说他自己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然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宓必以左右二足分踏马背而絷之，又以二手紧握二马之缰于一处，强二马比肩同进。然使吾力不继，握缰不紧，二马分道而奔，则宓将受车裂之刑矣！关键是其个人性情和时代境遇使他欲不并踏此二马之背而不能！
吴宓自己是既看重中国传统又想要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的*，有时或反因此而误解了过渡时代的现象。他以为重效率而谋事功的入世积极态度是西方的，而认为退隐自顾，寄情于文章艺术，产出专门学术成就的态度是中国的，几乎可以说刚好弄反。其实中国传统从来把立功置于立言之前，而澄清天下更是士人的基本责任；历代确有部分读书人退隐自顾，寄情于山水之间，但为产生专门学术成就而避世，则除有清之乾嘉时代稍得提倡外，并不多见。
但吴宓所提出的一身而兼中西冲突的现象却是有代表性的（尽管他多数时候向往的西方更偏重古典时代，不像胡适那样看重现代西方），尤其前引后一语特别凸显出他所说的悲剧色彩，即过渡时代的社会仍不容士人遗世独立，却又要求他们有学术成就。治学首要心静，正如章太炎所说：为深求学术，必避嚣尘而就闲旷，然后用意精专；所学既就，出则膏沐万方。*后一句还能体现士人澄清天下的传统抱负，然须在所学既就之后，已有些向现代过渡的意味了。问题是，到什么程度可谓所学既就，何时可以出而膏沐万方，其实也很难说。
当年学校体制内读书人的主要困窘之一，就是以什么证明自己，以什么回报社会。与古之学者为己不同，新学术体制充分体现了今之学者为人的特点，要求学者以本人的学术著述向机构和同僚证明自己。吴宓在清华教书时，曾与张彭春长谈，张君谈次，谓在他地教授者，多喜来京，不知何故?乃至京，则懒惰优游，毫无出息，不如前之勤奋，是诚可惜。吴宓认为是在讥讽他，私下以《学衡》续办不衰为自己也发奋用功的证据。*其实也只有像吴宓这样的人才可以拿办刊物这类为他人做嫁的事来自表勤奋，从新的学院眼光看，尽管办文化刊物比议政更近于学术，但仍只是回报社会的业余事业它并不能在学术上说服他人，证明自己。
吴宓虽向往著书立说，但竟然把寄情于文章艺术和有专门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等同看待，于新于旧，都有些隔膜。比较能与新观念衔接的是傅斯年稍早的一句话：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傅先生一直关心文学，治学则基本在往昔的儒林范围之内。他的话大致代表了儒林一方轻视文苑的传统看法，而以学术和文学一对新概念表出，又提示着传统的现代化，至少是传统观念的现代表述。
闻一多就曾体会到这其间的差别和大学体制的压力，他以前多从事文学创作和评论，兼及艺术，几乎还曾投身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活动，1928年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教授兼院长，为适应新的学术体制，乃转入考据式的文学史研究。梁实秋注意到这段经历对闻氏治学取向的影响，他说，一多到了武汉，开始专攻中国文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他继续研究杜甫，但已改变计划，不再续写泛论杜甫的文章，而作起考证杜甫年谱的工作。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证校订的那种谨严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大学中文系连文学的欣赏和创作都不接受，能体现傅斯年所说的学术和文学的区别。
就在吴宓对陈寅恪提及二马之喻后不久，二人又谈及北伐结束后若国民党要实行党化教育，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按陈先生理想中的现代学者，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好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如果做了大学教员，则不仅决不能用我所学，且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实在误己误人，问心不安。*故这次的未雨绸缪，部分也是其向来主张的延伸。
或也因此，陈寅恪力劝吴宓勿任学校教员，隐居读书，以作文售稿自活。肆力于学，谢绝人事，专心致志若干年。不以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则进益必多而功效殊大。*这些建议当然是在因应可能出现的党化教育局面，但也有与时局无关的常规意思在。陈先生虽同意吴宓作文售稿自活，却要其肆力于学，谢绝应酬及杂务等人事，遑论办刊物。
且陈先生所谓不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的杂务，实包括现代大学里的基本常务。他学术自期甚高，能体会章太炎所说的用意精专，其刻意避嚣尘而就闲旷的程度，非常人所能及，也非常人所能理解。傅斯年却是知音，他在抗战爆发前夕比较陈寅恪和罗常培的治学说：寅恪能在清华闭门，故文章源源而至（其文章数目在所中一切同人之上）。莘田较近人情，寅恪之生活非其所能。故在寅恪可用之办法，在莘田本不适用。傅先生特别强调，这是因为寅恪能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莘田不能也。
然而在陈寅恪自己看来，那种关门闭户的方式已经非常不理想了。他在北伐后曾说，以其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此间功课钟点虽少，然须与学生谈话及阅改文卷等，仍无十分余暇及精神看书及作文。且授课内容不论有无把握，总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况近日之为教授者，复多会议等杂务，尤为费时耗力。此种苦处，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详陈也。*这应该就是陈先生所说应酬及杂务扰其心、乱其思、费其时一语直接的注脚，然而身处新时代，他也只能随顺世缘，终其身在现代学术体制里讨生活。

......

一、从文化看政治......1

作为文化、政治和学术的南北......3

十八世纪清代多主制与《宾礼》......15

从文化视角看辛亥革命前夕的派别分野......26

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34

二、社会与文化......51

数千年中大举动:废科举百年反思......53

物质与文质: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反思......76

国粹与欧化:从清季到民初的观念传承......84

三、历史的社会......95

社会心态的贫寒子弟化

从有与无的比较说起......97

以平常心见证历史时刻

非典时的省思......105

学会共处:双不赢未必双输

也说大学的土政策......119

物质时代的文化重建

为《文化纵横》创办十周年作......136

四、社会的学术......143

学术与社会的互动有感......145

业余学术警察心态与学术打假......150

打倒与建立:再说学术打假......155

学术规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而非防弊

呼应王笛先生......164

论文评审与学术创新......180

专家审稿制下学术刊物的主体性......191

人鬼共舞:学术的多重围城式表现......197

五、学术的履迹......211

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213

赛先生与国学......220

整理国故与文学史研究

跋胡适的一封信......232

北伐前后清华与北大的史学

清华大学历史系90周年纪念......250

近四十年史学的流变蠡测......257

六、多面的史学......275

与《光明日报》记者谈史学......277

答《三联生活周刊》问近代史......290

史学前沿臆说......293

让思想回归历史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反思......295

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307

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321

行路与作文:兼及史学表述......332

七、史学的书......343

姑妄言之

历史专业本科生可读的一些书......345

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350

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355

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360

从国际发现中国历史......368

尝试大同:讲述老百姓的故事......375

历史的不完全:新诗的历史

和几成历史的新诗......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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