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文献学研究_ 邹明军著_9787520722131

　　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史领域中的鸿篇巨制，其中《经籍考》是在唐杜佑《通典》基础上新增的五大门类之一。《文献通考·经籍考》既可视为一部独立的目录学著作，又是《文献通考》中关于我国典籍藏传研评方面的典制专书。
　　《文献通考·经籍考的文献学研究》主要从文献学角度对《文献通考·经籍考》展开研究。以文献考证、数据统计、图表分析和综合研究的方法，探讨马端临的生平、家学及其编撰《文献通考》的立场和过程；分析其图书分类法及图书具体归类背后所蕴含的学术主张，厘清《经籍考》在著录图书方面对待前代目录书的态度；考证出《经籍考》采用辑录体这一新的目录解题方法主要是受马氏家学渊源的影响及《文献通考》全书体例的限定。该书还对《经籍考》解题的义例和马氏按语作了具体分析和判断，并统计出《经籍考》所引之文献的家数、次数，探讨其引用文献的学术价值。通过上述研究，该书既勾勒了宋代刻书、藏书的基本面貌，也揭示出宋元时期的目录学成就，同时为宋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测点。

　　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来自西方，对中国高校而言，它是全新的高级人才培养方式。国家为此设置了一些“门槛”，如博士点的设立和博士生导师资格的遴选，均要经过比较严格的申报、审批程序。我国在几十年的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需要参与培养的各方（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导师、博士生、学术界等）冷静地加以总结和反思。作为一名高校博士生导师，是否称职，关键在于其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如何衡量博士生导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和价值？其涉及多个维度。选题的创新意识、问题意识，文献和写作的严谨性、规范性等，都是重要的维度，当然还有同行认定、论文的盲审和答辩等。除此之外，我个人认为，只要不涉密，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一个求学者在研究生生涯中最高学术水准，论文通过答辩并加以修订后应该达到出版水平，同时鼓励公开出版，以便接受学术界和读者的批评、审视，促进学术交流和学术积累。这一点日本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制度有可借鉴之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带的博士生毕业后，我一般都会催促他们继续修订学位论文，争取早日公开出版。在我所指导的博士生中，学位论文的出版有较快者和较慢者，较快者毕业一两年后即出版，较慢者则拖拖拉拉。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常老师同为四川人的邹明军，从其为人的朴实低调可以看到常老师的某些身影。考虑到邹明军硕士阶段主要着力于先唐文学文献，我想他在博士阶段应该适当扩大一些学术研究的范围，因此希望他能够研究宋元时期的文献学著作，于是和他商定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是做《文献通考·经籍考》研究。
　　清代有学者很重视包括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在内的所谓“三通”（另外“两通”是杜佑的《通典》和郑樵的《通志》）。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通典通志通考总论》称，佑之识正，樵之学博，端临之所见者大。三者鼎撑角立，废一不可。张舜徽先生尽管批评杭世骏混淆了三书的体例，“《通志》乃通史体例，与《通典》《通考》迥异，不可取与并论”，但仍然高度评价杭世骏的学问很大：“浙学自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全祖望外，以言规模之大，吾必推世骏为巨擘。”（见《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杭世骏主讲安定书院时，以“四通”课徒（除了上述“三通”外，还有《资治通鉴》）。中国高校文史专业的研究生乃至于导师恐怕很少有通读“四通”的（很惭愧，本人亦只读了部分，未通读），更不用说把《文献通考》作为教材来用。当代学者聂崇岐、邓广铭、张广达诸先生都对《文献通考》这部大书很重视。邓广铭先生教学生时说中国史研究有四把钥匙：年代、地理、职官、目录。在我看来，要掌握这四把钥匙，《文献通考》乃必读之书。我之所以重视《文献通考》这部著作，是因为它在中国典章制度史和古典文献学史中实在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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