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警务——阿提卡法律诉讼中的社会控制_Virginia J. Hunter [加]维吉尼亚.亨特_9787513076654

这是一本关于古雅典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著作，涉及大量细节问题，研究内容包括私底下关于辩护者和证词的谣言，公开的惩罚，奴隶对主人的反抗等。作者将雅典的警务描述成一种社会控制，其尺度范围涵盖私人领域和公共水平。警务不仅是大众集体的事，其方法也植根于大量社会机构，导致国家与社会管理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作者关注的主题包括家庭权威、亲属间的争论、奴隶的出现、邻间八卦以及公共惩罚手段，她认识到法律文件对富人的倾斜，集中注意力反映了低权力阶层的声音，如妇女和奴隶。

前言

作为作者，我在此谨对许多帮助我创作的人表达感激之情。首先浮现于我脑海的是在1985年至1986年和1987至1988年，参与我主持的古代史研讨课的学生们。在当前的研究成形以前，他们耐心地听取了我的观点。其中许多人和我一样，对阿提卡的诉讼有着同样的热忱。由研讨而形成的课题亲属、群落和边缘性（Kin,Community,and Marginality）有幸获得了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支持，并于1988年至1990年，获得了全额科研资助。在此期间，我当前的工作接近完成。对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的慷慨资助，我表示由衷感谢！
初稿杀青后，远在纽约和其他地方工作的同事们开始依次审读书稿。他们是莉比·科恩（Libby Cohen）、谢丽尔·考克斯（Cheryl Cox）、乔纳森·埃德蒙森（Jonathan Edmondson）、马克·艾格罗（Marc Egnal）、布莱恩·拉韦尔（Brian Lavelle）、大卫·米尔海德（David Mirhady）、朱迪恩·罗斯纳-西格尔（Judith Rosner-Siegal）、艾德里安·舒伯特（Adrian Shubert）和巴里·斯特劳斯（Barry Strauss）。他们的观点真是助益良多，感谢他们所有人。另有两位同事承担了通篇阅读原稿的繁重工作：马克·戈尔登（Mark Golden）阅读了全部初稿，保罗·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阅读了清样。对于他们慷慨奉献时间并毫不吝啬地提出大量建议，我的谢意难以言表。另外，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两名匿名审稿人的建议中，我也获益良多。后，我要向多伦多大学的约翰·特雷尔（John Traill）表示感谢，我借助他的电脑检索了有关雅典人的信息。
此外，让我以一种不同以往的顺序致谢。我要感谢凤凰出版社（Phoenix）的编辑，允许我在本次修改版本中重新打印流言与名誉的政治一章；感谢荷兰格罗宁根市沃尔特斯-诺德霍夫出版社（Wolters-Noordhoff）、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Croom Helm Publishers）、《美国语言学协会会刊》（TAPA）允许我复印相应的图例；当然还要感谢英国国家博物馆为本书的封套（此处指原版书）提供的插图。
本书中所有涉及希腊文本的翻译，除其中一章外，均由我本人独自完成。我非常满意诺玛·米勒（Norma Miller）翻译的《米南德喜剧集》（Menanders comedies）版本，故未尝试改进译文，事实上，我也采用了她翻译的英文剧名。（在注释中，我将它们恢复为希腊原文剧名。）
后，敬请大家关注本著作中的几个特质（idiosyncracies）。我一贯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雅典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一书的作者，尽管我知道，将其看作托名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也许更为准确。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能够撰写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短篇著作的人，一定是这位大哲学家的门徒（Rhodes,1981:61-63）。我也知道，纳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322年），古希腊的政治家、雄辩家、演说家，早年师从伊萨学习修辞，后教授修辞学。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极力反对马其顿入侵希腊，后在雅典组织反马其顿运动失败后自杀身亡。译者注演说辞的那些著作，习惯上常常被视为某人而非这位演说家和政治家的作品。但在本书中，我并不推崇这种观点，但仍认为它们是研究公元前四世纪社会史的重要来源。近期出版的一部演说辞目录显示，它们都被采信为德摩斯梯尼本人的作品（Ober,1989b:343-45）。

加拿大，多伦多
199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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