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言研究_刘雪霞_9787547319093_安徽万品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本书运用历史比较与内部拟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中古的《切韵》音系和近代《中原音韵》音系为历史参照点，结合亲属方言和中原官话的比较，参考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试图对河南方言音韵结构内部的演变形式、条件、方向与层次，做出解释；讨论中原官话与《中原音韵》的关系，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以汴洛方言为核心的中原官话提供了新的证据。

前言

方言的音韵结构是由声母、韵母和声调组成的整体，其中各组成要素都处于纵向的替换和横向的拼合关系之中，方言之间的差异就决定于这种关系。但语言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系统，而是一种有序异质的（orderly heterogeneous）的结构。变异不只是使语言结构逐渐败坏的破坏性力量，而是一种有序之源，语言在有序的变异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结构。

随着有序异质理论的不断深入人心，汉语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汉语共时平面中的层次问题，系统的理论探讨越来越多。但是何为历史层次，在汉语方言学界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和定义。争议的焦点是历史层次所应涵盖的范围，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不同语言（方言）系统在一种语言（方言）中的共时平面上的叠置，即只有语言接触造成的异源系统的叠置，才算历史层次。二是把不同时间层面的叠置，即同一个方言内部演变速度不一致而产生的词汇扩散现象，和语言接触造成的异源系统的叠置都当作历史层次。潘悟云先生曾提出过把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历史层次叫外积型历史层次，把语言的历史演变造成的时间层次的叠置叫内衍型历史层次。前者可以说是比较狭义的概念，后者是广义的概念，也是多数学者赞同的观点。

作为中原官话的核心成分，河南方言在音韵结构的表现与演变形式、条件、方向与层次上，都不同于南方方言。南方方言中有较多的方言接触而引发的音变，表现为存在大量的文白异读。但中原官话并非一直是语言的输出者，也有外来方言的输入。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带来语言与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必定会在中原官话中留下痕迹。中原官话不会那么纯净的只有内部的历史演变而没有语言接触造成的异源叠置。笔者在2005年发表的《中原官话有无历史层次》一文，就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不管是从广义的概念出发，还是从狭义的概念出发，中原官话都有历史层次。只是，内衍型历史层次，是河南方言中原官话音韵结构变迁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河南方言的音韵结构作系统的研究，描写其特殊音变的表现形式，找出其音变条件、方向与层次，解释其音变机制，可以解决当前学界关于中原官话有无历史层次的纷争，也有助于揭示中原官话的历史演变轨迹，为解决官话方言研究中一些未决的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路。

本书运用历史比较与内部拟测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中古的《切韵》音系和近代《中原音韵》音系为历史参照点，结合亲属方言的比较和中原官话的内部比较，参考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试图对河南方言音韵结构内部的演变形式、条件、方向与层次，做出解释；讨论了中原官话与《中原音韵》的关系，为《中原音韵》的基础方言是以汴洛方言为核心的中原官话，提供了新的证据；在研究同质结构内语音演变机制的同时，也研究了由于语言的竞争而形成的异质结构的历史层次。

第七章，语法音变及其形态特征，本书作为重点进行了详细考察。河南方言中存在大量的动词韵母发生音变来表示语法意义的内部屈折形式，也有丰富的名词变韵，包括子变韵与地名变韵。汉语一向被认为是孤立语，缺少形态变化。河南方言中的语法音变，可否看作上古汉语内部屈折的遗留，从而支撑古汉语为屈折语说？在对河南方言语法音变的性质作了细致的讨论之后，笔者认为河南方言中的语法音变不是上古汉语内部屈折的遗留，而是历史音变过程中的创新现象。根据河南方言语法音变特征，结合上古汉语，得出结论：汉语方言中的内部屈折形式有些是创新，有些是存古，它们有不同的来源，也处于不同的历史层次当中。

本书是笔者就读复旦大学时的博士毕业论文，写作于2006年。论文写作时，关于河南方言语法音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只有零星的平面描写语料。如今，十五年过去了，汉语方言中的语法音变现象已经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增加了很多，语料也更加丰富。本书为保持论文原貌，除了一些细节之外，对整体内容未做修订，特此说明。

在论文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杨剑桥先生。在复旦三年的学习期间，先生亲炙其教，耳提面命，给我很多指导与帮助。方言学的研究需要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眼界。没有古汉语知识，尤其是坚实的音韵学知识作为根基，就无法结合历史文献，无法以《切韵》为历史参照点去考察现代方言的历史演变；没有现代语言学理论作指导，很多语音形式与音变规则无法得到解释；没有亲属语言的比较，孤立地去研究汉语的各种语言现象，往往走入死角而找不到出路。传统的音韵学研究以文献考据为主要方法，建国以来以至80年代的方言学研究主要是以方言材料的调查和平面的描写为主。这个层面的研究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停留于此，很多理论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终会举步维艰。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作指导，以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为材料，以亲属语言的比较为参照，方言和音韵学的研究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方面，复旦大学的语言研究一直走在前面。作为复旦的一名博士生，我有幸得以浸润在这种活跃的学术氛围之中，受益之多，难以一言道尽。

吾师剑桥先生学养深厚，心胸豁达，思维严密。先生的指导不仅给了我汉语史和音韵学方面的知识，更给予了我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先生的治学风格对我影响至深。先生不主张厚积薄发，而是鼓励学生多思多写。厚积薄发固然是一种很好的理念，但常常是给惰性找到了借口，终导致积之不厚，无物可发。先生鼓励学生勤思勤写，提醒学生要善于接受新的语言学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有了灵感就动笔。多思加上多写，才能思得深入，并形成系统。思而不学则怠，对于学术而言，这个学，不是浅尝辄止式泛泛涉猎，而应是对某一个问题穷尽式的系统探究，这深度探究的方法就包括了多写多练。多写不但能锻炼写作能力，也是学术思维的必要训练步骤，又能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拓宽视野，发现更多问题。其实，多写何尝不是一个厚积的过程。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先生正是这种授之以渔的导师。

汉语言文字学，丰厚、客观，作为学术背景，它已然成为我生命的底色，使我受益终生。先生们宽广又严谨的作风，影响我的也不只是学术，而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何其有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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