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死亡一直笼罩着每一个人。整个民国时期，上海吞噬了无数人的生命。散落在公共场所的裸露尸体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卫生构成威胁。在近代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有着各自的丧葬习俗和死亡文化，他们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城市管理？
本书以死亡、死者和丧葬习俗为中心，全面梳理了开埠以来上海丧葬习俗和死亡管理的历史，展现了近代化与城市化过程中，死亡这一古老话题与新时代的碰撞。
中文版序
研究死亡对历史学家来说为什么重要？因为死亡在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除非是考察更接近现在的时期，历史学家研究过去，主要是同那些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里的社会角色打交道。说到底，历史学家始终在同死亡打交道。历史学著作中不时遭遇死亡战争、叛乱、谋杀、刺杀、行刑、自裁、疾病、瘟疫、饥荒等诸多事件，给历史学领域留下一地尸体。但是，这些都是死亡的具象表达，是实实在在的个体或集体的死亡。这无关死亡本身，而关乎一个社会在历史上如何构建对死亡的感知和表征，关乎怎样处置那些死者。
许多读者可能会觉得死亡不是个讨喜的话题。的确，死亡会唤醒对不安瞬间的记忆，譬如亲近之人的离世，但重要的是，死亡对于任何人都是不确定和无可避免的。死亡是不可知的人类存在状态，无论科学还是宗教都改变不了这一宿命，不过两者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慰藉我们尽了份力。科学改善我们的健康，延长我们的寿命；而宗教就生死的意义提供给我们一系列关于灵魂的信念。本书并不传达诸如此类的抽象理念，而是探索作为社会经历的死亡，即中国城市社会如何自我组织和应对日常生活中持续存在且增长中的死亡人口。
死亡不仅事关个体。它关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如何界定概念、规则和习俗如何超度亡灵的仪式，它们构成对待死者的个人信念和处置标准。根植于遥远的过去，中国文化展现了非常丰富的殡葬习俗。这些习俗坚持一条不动底线（如土葬），同时允许跨空间（地区差异）、跨时间（从晚清至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不同适应性做法。譬如在上海，这座城市集中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据1935年的记载，超过52个国家的人来到上海。因而，各种信仰汇聚于上海，也各自有一套殡葬礼仪和专用墓地。
本书试图阐述死亡在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中的意义，以上海为考察背景，借助文献说明一个多世纪来，死亡对个人、私人及公共机构，乃至商业的意义。尽管农村的丧葬流程和习俗势必发生了改变，但在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巨大人口带来同样巨大的死亡人口，对于丧葬必然需要特殊形式的组织及社会和文化上的适应性做法。充沛的史料使上海成为考察这些变化的绝佳切入点。
我数年前写作此书时，把死亡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中文著作尚未问世。这完全不令人惊讶，因为在我自己对上海的死亡研究中，就已发现中国社会设计了精巧的社会脚本，如姿势仪式、规则等，与死亡保持距离，以保护生者不受影响，或更糟糕的情况不被死亡吞没。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对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即便时至今日仍敬而远之。在我写这篇中文版序，搜寻以死亡为主题的中文参考文献时，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史学家尚未涉足此领域，以至于我无功而返。但我希望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引发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兴趣。中国死亡史应该有它的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
手稿完成时，我没太想好起什么书名。我犹豫的不只是什么标题能好地概括这本书的内容，而是展现自己想研究这个主题的学术根源。前言部分，我论述了我从研究史料中的视觉文献转为研究发生在上海的死亡的过程。其中既有机遇也有时机。当然，我对中日战争时期的研究工作让我得以仔细审视上海这座城市面对的死亡问题。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20世纪30年代，战争多次席卷上海。1937年，日军在上海发起了毁灭性的进攻，不仅大量士兵阵亡，也有许许多多市民丧生。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特殊死者和数量巨大的死亡人口多少掩盖了更多普通人的正常死亡。然而，从过去的市政当局和城市组织（行会、慈善团体）获取到的丰富档案却反映了很不一样的情况。这可谓真正的认知觉醒。
我初想给这本书取名Death in Shanghai。这个名字简单明了，却是我通过文献和影像一瞥这座城市里发生的死亡所产生的深深共鸣。当我漫步于冷酷的史料，卢基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名作《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里的画面闪现在了我的脑海中。电影自1971年上映以来，我看过很多遍。维斯康蒂的电影故事发生在一座深陷霍乱疫情的城市，而近现代上海也曾遭受数次严重的霍乱疫情。我着迷于《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还有更深的原因。这部电影使我回想起同一时期我在读的一部小说，加缪的《鼠疫》，至今我都对这本书印象深刻。书里也讲了一个事关可怕霍乱瘟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小说和电影都传达了面对疾病和瘟疫，个体改变自身命运的无力。这也是上海的大量个体所面对的残酷命运，在危急时期特别是战争时期，这种残酷达到了非人的程度。即便在和平时期，许多平民悄无声息地逝去，他们很少有，甚至几乎没有资源，尤其是儿童，也不指望能有体面的下葬。
在近代上海，普通人很难掌控自己的生活。当死亡来临，大多数人依赖于各种组织慈善团体、公馆会所来提供虽然很基本但合乎体统的下葬。本地只有一小部分人付得起殡葬店及稍晚出现的商业公司的服务费，来组织更为复杂的葬礼，同时彰显其精英身份。在穷人中，瘟疫或战争如一柄巨刃结束数以千计的生命。对于他们，死亡代表对肉体彻头彻尾的无能为力与剥夺。他们被清扫出城市，埋葬在偏远、无名的坟地。这幅景象，大量牺牲者静静地、无足轻重地死去，终说服我回到欧洲文化中死亡的经典意象镰刀，既是用来收获粮食的农具，更是死亡降临强烈的象征。镰刀在中国文化中并不能引起这样的共鸣，但我估计读者也能理解《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引喻，这启发我终定下了书名。
很荣幸看到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我也希望它能吸引到中国的历史学界、历史学家和学生。我想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同意出版本书的中文版。
我要特别感谢我曾经的学生刘喆，承担了把手稿译成中文的艰巨任务。他出色地完成了译稿。
后，这些年我在研究上海的死亡社会历史时，很幸运马军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他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还有我的许多学生，他们热情投入了档案助手的工作，他们是： 蒋杰、刘喆、赵伟清、徐翀。
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
艾克斯·马赛大学亚洲研究系的历史学教授，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国际知名的上海史专家。先后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硕士，1982年），索邦大学（1983年，历史学博士学位）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1992年国家博士学位）。他是《欧洲东亚研究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法国里昂大学东亚学院的创建人。他曾多次担任美国各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俄勒冈大学）的客座教授，并曾获得著名的斯坦福人文中心颁发的数字人文奖学金（2006-2007年）。还曾获得德国洪堡基金等多项荣誉。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史、影像史和数字历史，目前已出版了十余本研究著述，包括《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和性》（1997年）；《上海地图集：1849年至今的空间和表象》（1999年）；《新前沿：帝国主义在东亚的新社区》（2000年）；《朝阳下的阴影：上海在日本占领时期）》（2004年）；《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2004年被译为中文出版）；《可视化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图像》（2012年）；《历史中的图像：近代中国的图像与公共空间》（2012年）；《上海人口史18651953年：一本资料汇编》（2018）等。
他长期从事数字历史研究，并创建了一个国际影响颇大的视觉上海（Virtual Shanghai）网站，这是一个从19世纪中叶至今有关上海历史的资源平台。该平台系统收集了有关上海的原始档案、历史照片、历史地图、原始数据等各类珍贵史料和研究性论著等文献，方便学者、学生和广大史学爱好者使用。该平台还使用了功能强大的WebGIS制图工具，用于空间分析和实时地图绘制，这有助于从技术层面推进数字历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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